2000年，时年87岁的美术家黄苗子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了生与死。记者问：“你和夫人郁风谁大？再问个你可能不愿谈的问题：你是愿意死在前头还是后头？”黄苗子说：“我比她大三岁。对于谈论生死，我不忌讳。我愿意死在前头，因为死在前头不用给老伴送葬，就少一点痛苦。钱锺书是幸福的，因为他先走了，留下杨绛一个人。一个人最惨的是晚年没有寄托，像杨绛有一肚子学问，她可以完成钱先生未竟的事业，痛苦会少些。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多一些时间工作。”

　　一次，梁从诫和启功、季羡林等几位老先生在會议间隙说起死后的事：“如果有人致悼词，我们都听不见了，那多可惜。”结果，几位老先生轮流躺在桌子上“演习”，其他人缓缓绕行依次告别，并致悼词。轮到启功时，他突然坐起来说：“我太感动了，我要致答谢辞！”众人哄然大笑。

　　著名国学大师、新中国楚辞研究第一人文怀沙先生长年住在北京的一家宾馆里，里面书房、卧室、会客厅一应俱全，老人在其间读书写字潇洒自在，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有人对此不解，问已经94岁高龄的文老先生为何不自己购房居住，非要租住宾馆？还说他又不是缺钱买不起房。这里再好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啊！文老先生说：“我看人生原本就是住旅馆的。一个人赤条条来到世上，世间的一切包括华屋豪宅，人只有享用的份儿，到了最后，谁又能将其带走呢？因此，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住了回旅馆呢？”

　　文老先生耄耋之年，依然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性情开朗，谈吐诙谐幽默。他对“死”看得淡然平常，透出一种超凡的彻悟：“人到世上来一回，就权当赴了一次宴，吃饱了，喝足了，就舒舒服服地回家去，是很自然的，有什么不好呢？”

　　1986年秋，文老76岁，某电台在播出节目时，想当然地在其名字前面加上了“已故”二字。节目播出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震动，唁电雪片般飞来。正当电台因误播而陷入尴尬与惶恐之际，文怀沙却写信给电台表示感谢：“自己作为一个活人，却在生前听到了自己的身后之名，这绝对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过后每当提及此事，文怀沙都不无幽默地说：“所有的遗体告别，作为哀悼的主角却一无所知，只有活人在那里起哄，所以我觉得遗体告别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告别遗体根本没有必要，因为遗体不知道，所以我主张活体告别，活着有一口气的时候，你们来，想歌颂我和骂我的，狮子吼麻雀叫，都让我好歹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