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日)上野千鹤子，(日)铃木凉美著

索书号：C913.68/49

 

《始于极限》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始于极限》收录了日本两位女人的12封书信往来。第一封信写成于2020年5月，最后一封信结尾于2021年5月。两位日本女性从自身生活经历的反思中，写下了关于女性的12个话题。这12个话题，看起来写的是两位女性作者的感受，可细读进去，时时处处都能敲击到女人们的神经。

 

书信作者之一是上野千鹤子，日本女性主义理论运动的领袖。1948年出生，2020年已经是72的高龄。另一位作者铃木凉美，是曾经从事过夜总会女招待、AV女演员等性工作的硕士研究生。她出生于1983年，2020年时37岁，即将奔四。

 

他们的年龄相差了30多岁。从身份上切片，上野千鹤子更像是老师，在书信往来中解答着铃木凉美的各种人生困惑。从时间上切片，就是一个女人的中年和老年状态，在这两种状态中，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从个体上切片，是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两个女人，她们各自的青年时代又是怎样的？同时她们又像母女，母女之间观念的冲突又是怎样的？

 

（一）我是一个中年妈妈，我感到万般忐忑

 

读《始于极限》时，我不自觉地做了一个假设，如果这本书是我在生女儿之前阅读，我还会不会无知无畏地把她生下来？还会不会不走脑地把她养大？

 

这样的假设，来自于对书中铃木凉美人生经历的感叹唏嘘。

 

铃木凉美出生于一个高知家庭。她的妈妈是一名儿童文学研究学者，还是个翻译家；她的爸爸是大学教授。这样的家庭，既不缺钱，也不缺父母之爱。而她本人也从小就读日本私立学校，本科毕业于日本应庆大学，硕士毕业于东京大学，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这也使得她有更多能力和机会去选择更好的职业，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她在读高中时竟然跑去原味少女店，脱下自己的内衣裤和堆堆袜，隔着单面镜子看男人们闻着它们自慰。凭此换到一点男人们付给她的钱。从那起步，她学会了用自己的内衣内裤换钱，用自己的身体换钱。“把二十岁后的十年都用在了学习男女欲望的愚蠢上”，做了十年的夜店陪酒女和AV女演员，直到把自己作为女人的一生走到了“极限”，沦落进风尘中。

 

 反思自己走到“极限”的原因，铃木认为是母女关系造成的：“我进入直接将性商品化的性产业，确实与母亲厌恶、拒绝理解那个世界有关。”她觉得自己的妈妈“把‘做一个吸引男人的女人’看得比什么都有价值，却发自内心瞧不起那些公然将之兑换成金钱的女人”。母亲“明明渴望成为价格昂贵的商品，却鄙视那些实际出卖自己的女人”，这让铃木凉美非常不舒服，在对母亲的反叛中，她彻底选择成为了性工作者。

 

痛苦的妈妈撕心裂肺地说出：“我不能原谅你，因为你满不在乎地伤害了我爱到骨子里的女儿的身体和心灵。”甚至于悲愤绝望地说：“我宁可你染指暴力或诈骗，而不是当一个妓女，那样我好歹还能够支持你。”

 

对此，一生致力于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的上野千鹤子觉得“聪慧的母亲会让女儿窒息。”“女儿是母亲最激烈的批判者。”

 

曾经在父母和女儿冲突严重的家庭，听到过女儿对父母这样的诘问：“你们在生我的时候问过我没有？你们随心所欲地把我生出来为什么不对我负点责任？”那个时候，我也曾目睹做父母的惊得目瞪口呆，气得哑口无言。

 

父母想要个孩子，并且是一个听话、懂事、孝顺的好孩子。这个孩子能够自食其力，长大成为一名对社会、对他人有用的人。这个孩子还能为自己养老送终，搀扶自己走完生命最羸弱的日子。可谁给了父母这样的权利，让他们在众多未出生的孩子中间选择一个天生品行极好的孩子呢？

 

每每那个时候，我除了站在父母的角度，内心指责那位女儿不懂事、不孝顺外，从来没有理解过那个女孩。因为我们的年代，从小就常常感谢父母生养了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考虑过应不应该出生的问题。

 

像铃木凉美母女关系这样撕裂的疼痛，更多地发生在很多人的母女关系中。审视我和女儿之间的情感，也存在很多问题。但作为母亲，爱把我放置到尘埃里去了。我的柔弱、低微和不甚聪慧，让女儿早早变得自立和强大。她的听话懂事，让我们母女的情感没有发展到“父母皆祸害（曾经的豆瓣小组）”的严重程度。即使被我“鸡娃”了十几年，她也没有像铃木凉美那样让我失望。而我这样一个缺乏智慧，能力也不强的母亲又会给女儿带来什么呢？

 

与铃木凉美不同，千鹤子有一个“并不聪慧的母亲”，她不够“智慧而强大”，“太过无力，不足以成为‘毒母’”，“她的无力甚至让我产生了恨意”。是的，一个不能在强势、霸道、自私的父亲面前保护好女儿的软弱母亲，女儿是失望并能产生恨意的。这样的母亲带给千鹤子的影响是选择终生不婚不育。

 

千鹤子说：“孩子无法选择父母。什么样的父母对于被迫成为其子女的孩子来说都是‘扰人的麻烦’。强势的父母是强势的麻烦，弱势的父母是弱势的麻烦。”千鹤子无法强行将孩子的人生卷入自己的领域，便一生未嫁，未育。

 

读到此处，我疑惑地回顾自己生养女儿的这十几年。女儿肯定对我这样无法保护她的柔弱母亲也会怀有恨意吧？这或许还不是最要紧的，令我内心刺痛的，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自问：“难道如今的女儿不谈恋爱，不想结婚，更不想生育，是跟我有关？”

 

意识到这个问题，便惊出一身冷汗。

 

反思后又宽慰自己，不婚不育不过是千鹤子作为女人的人生选择罢了。可她这样的思想认识及对这种思想的宣扬，真的会吓坏很多女人。当女人们在面临婚恋、生育的时候会不会认识清醒地选择拒绝？而不可避免的是，她的这些认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的女性认定为是一种清醒，并且得到众多女性的口口宣扬。

 

人类繁衍的自然规律，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疼爱超过孩子对父母的疼爱。孩子的生命是希望，是人类的未来。而垂垂暮年的老人已经完成抚育后代的职责，行将就木。很多成年人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自然规律，总是自欺欺人地跟自己说，养个孩子可以给自己养老送终，特别要生儿子。中国古人用观念告诉女人“母凭子贵”，生儿子才是女人的出路。这些都是成年人的自私想法，凭借这样的念想，人们才愿意生养孩子，人类才能繁衍生息。但父母有没有想过，孩子是不是真的愿意给你养老送终？

 

千鹤子说：“孩子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也会说‘我比父母重要’。孩子没有必要牺牲自己来照顾父母。如果你不喜欢父母，大可转身离开。”

 

啧啧，一旦适婚年龄的年轻人认定了千鹤子的说法，生养孩子的原动力就会撤销，还有谁会愿意生孩子？而我国现存的真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成年人正在选择不婚、不育。特别是大城市的适龄青年。

 

（二）作家是“死刑犯也能做的工作”

 

这是千鹤子在写给铃木凉美的回信里，引用了村上龙在《工作大未来：从13岁开始迎向世界》中给出的作家定义。这样的定义让千鹤子印象深刻，也让我大吃一惊。千鹤子继续冷酷地认为“作家恐怕是想写作的人选择的第一份工作，也是最后一份工作”。

 

如果我是铃木凉美，看到这样的观点，一定深感挫败。

 

铃木凉美用逆反行为试探妈妈爱的底线10年后，因为爱她的妈妈生病，突然不想再干妈妈不喜欢的夜工作，不想再拍AV电影了，也不想再让妈妈生气了。在妈妈的余生里，她离开夜店跟爸爸一起照顾生病的妈妈。她的硕士论文《“AV女演员”的社会学》出版成书了，她幸运地成了作者。这本从她10年性工作经历里提炼出的社会学论文，让她从性工作中脱离出来，成了一位可以用文字写作的撰稿人。

 

出版了书，生病的妈妈应该高兴吧？可她的妈妈在最后写给女儿的信里却这么说：“希望你拿出更有意义的作品，为后人铺路搭桥，树立路标，甚至建起庇护所或瞭望塔。”“出一本踏踏实实而非易冷烟花的书。”

 

在她妈妈看来，《“AV女演员”的社会学》不过是“易冷烟花的书”罢了。直到妈妈死，铃木凉美也没曾让她满意过。

 

比自己妈妈还要年长的千鹤子在职业上也这样教导她：“顶着‘撰稿人’头衔的女性大有人在。”“对我们这一代女性来说，写作称得上最便捷的工具。”“当事人的经历写过一次就结束了。人不能反复书写自己的历史。”“作家是死刑犯也能做的工作。”“每个人一生至少会写出一部杰作。”

 

千鹤子甚至冷酷地指出：“你有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也是媒体语境下的消费者呢？而且只要你是一个消费品，就注定‘用完即弃’”。甚至告诫她“编辑总在寻找有走红潜力的人才，年轻人很容易被这样的编辑唆使，信以为真，甚至刻意迎合。可他们一旦过气，编辑便弃之如敝履。”

 

写给铃木凉美的这些话，却像敲打在我心里。甚至开始为自己的女儿担忧，因为她也是一个卖字为生的作者。

 

我女儿上初中时，韩寒、郭敬明正在盛行。她天天暗自盘算着要辍学写作，被我威逼利诱给劝住了。可热爱写作的她，最终还是成了卖字为生的人。她卖出影视版权的那些小说，也是书写了她在影视行业摸爬滚打吃到的苦头。可是，写完了这些，还能写什么？

 

人不能反复书写自己的历史，读者对虚构作品的要求很高。所以，千鹤子告诉铃木凉美说：“在自己脚下再怎么挖都挖不出什么花样”，“已经年过三旬、想要靠笔杆子活下去的你也是时候明确要写什么、怎么写、用什么风格写了。”

 

这些话字字句句都像是写给我女儿的。宅在家里辛苦笔耕的她真的应该好好读读这本书，更需要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写作方向了。

 

当然千鹤子也用自己的职业经历告诉铃木凉美“我们在没有读者的地方创造读者，和读者共同成长，还走出了一批出色的作家……是读者培养了作家。我们绝不能低估读者。”“我有幸遇到了一批优秀的编辑。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栽培之恩。”

 

除此之外，她们还在来往信件中谈到了表达自由和“正确”的问题。铃木凉美认为“我勉强算靠笔杆子吃饭的人，所以难免对限制表达的措施做出过激反应，基本上把表达自由看作金科玉律。”但她这样的理想在言论自由的日本也是不能达成的，很多言论“被网友骂上热搜，最后被撤下。”“人们普遍感到表达越来越艰难，社会上的麻烦事也越来越多。这一倾向在电视界尤为明显。”

 

对此，千鹤子则认为，“抨击→删除”都是市民对言论的反应，这个她能接受。而她“反对的是法律限制、政治干预等来自公权的压制”。

 

无论是那种形式的表达限制都会致使写作者面临作品无法公开发表的风险，甚至作者也会遭到封杀。

 

而这种写作的风险，也是写作者职业发展必须面对和面临的问题。我的女儿如果真的选择写作这一职业，也得学会怎么避开这个风险。

 

掩卷长思，这也许是许多女性读者在读完这本书时的深切感受：作为女性，自己的职业热爱在哪里？到底该做怎样的职业？选择作家这份职业能不能走下去？

 

（三）两性关系中女人的出路在哪里？

 

前几天跟朋友聊天，她跟我说，现在大城市也开始收彩礼了。彩礼的问题在我少女时代的小镇上、乡村里都有这样的习俗。男方家拿出一笔钱给女方的父母，作为养育女儿20多年的感恩和回报。

 

那时候，小镇上就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收彩礼就是把女儿给卖了（卖女儿总是不好听）；一种是，不收彩礼，你的女儿就是廉价的，让人瞧不起。

 

千鹤子在《始于极限》这本书的“认可欲求”一章里对非洲社会用婚姻换取彩礼的价值观念做了展示：“以性行为换取财物是‘女性的权利’”，“男性与女性发生性行为却不给她们财物就等于‘抢劫’”，“女性同意发生性行为却不换取财物是缺乏自尊的表现”等等。

 

现阶段中国的彩礼有别于非洲。中国的女方家庭跟男方要的彩礼也是取之于男方，用之于男女的小家庭。更多的是女方父母担心女儿嫁到婆家会过苦日子。怕公婆自图享乐，不再从经济上资助小家庭，同时又担心女婿挣不来钱，或能赚钱却对家庭不负责。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彩礼可以帮助女儿渡过经济难关。

 

但无论非洲还是中国，收取彩礼的行为都是源于对女性弱势地位的考量。

 

上野千鹤子在分析这种现象时认为：“‘性对女性来说是经济行为’的社会建立在压倒性的性别不对称上。这样的社会，叫父权制社会。”，“交易性行为对男人来说是‘性行为’，对女人来说是‘经济行为’，双方交换的东西并不对等。这种不对称交换得以成立的条件是，包括经济资源、权利、特权、认可在内的所有资源都（不平均地）分配给了男性群体。”

 

不言而喻，以婚姻为载体的性行为对于女性来说是“求生性行为”，对于男性来说则是“消费性行为”。婚姻换取彩礼似乎可以看做女人对自己价值的认可。

 

但以千鹤子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则认为：“‘我不需要男人的认可也能做好我自己’，我的价值由我创造。”“难道女性直到今天还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认可吗？”

 

千鹤子有文化、有知识、有能力，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认可。但中国以至于日本还有很多女人在父权社会下获得的劳动资源、赚钱机会都很少，她们的出路在哪里？也许就像千鹤子分析的那样，在“男性自我效能感（通俗地说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意识）首要指标是挣钱能力时，女性的首要指标大概是婚姻吧！”

 

谈回婚姻，又会想到彩礼。女人到底该不该要彩礼？我嫁人的时候曾关注过这个问题，现在我女儿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被裹挟着再次关注到这个问题。

 

千鹤子用佛洛姆的一个观念引导读者：爱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而积极主动的行为正是自主的标志。如此想来，世间最有意义的行为不正是不求回报的付出吗？这种行为的回报不来自他人，而来自我们自己。

 

要不要彩礼，千鹤子给出的答案是不是也是两性关系中的一条出路？

 

为这样的爱搭建婚姻当然好，但这样的爱搭建起的婚姻能维持多久？很多婚姻起步不同（有爱或无爱或少爱），维持长久其实很难。长久的婚姻更多掺入了亲情、责任、经济等等因素，不单纯是爱。

 

到2020年，年近40的铃木凉美还是有些惶恐，女友陆续结婚回归家庭，如果再不结婚年龄上可能无法再有孩子，甚至老的时候将独自面对寂寞。她在书中写到“对基于恋爱的关系没有信心的我，也许需要一份哪怕感情干涸也可以维系的婚姻契约。”显然，铃木凉美不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跟千鹤子不同，她还在独身和婚姻之间摇摆。

 

千鹤子则提醒铃木凉美说：“不要急于将无依无靠的心转向婚姻和家庭。婚姻也好，家庭也罢，都不是女性的人生安全保障品。”“家庭和子女都成不了‘归处’”“不过到头来，终究是孤身一人。”

 

放弃婚姻，这也许是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一条出路？

 

其实，很多到了该婚嫁年龄的女性都有过像铃木凉美一样的摇摆不定，而这种摇摆不定来自于对男人的失望。

 

铃木凉美从原味少女店目睹男人自慰的丑态开始，就建立了“对男人的绝望和死心”。甚至觉得“对他们抱有任何期望都是白搭”。因为在夜店，她看到的都是男人最丑恶的一面。而铃木凉美以外的一些女人则从自己父亲那里看到他们毫不掩饰地在家里表现出的不负责任和窝囊邋遢的一面，因此对男人失望。即使她的父亲在工作中表现得“威风可靠”，她也看不到。

 

千鹤子在书中提到了“卡桑德拉综合征”（据说它专指丈夫有心理发育障碍的女性所面临的苦难）。很多普通家庭的妻子都忍受着丈夫对自己的这种折磨：“‘老子’是家庭的中心，谁都不准反抗自己的做法与讲究，如果家人无法容忍，便回以暴力和无视”，“他坚信只要自己在家，家人就该围着他转，时刻把他放在第一位，还强迫家人服从这一套。若是反抗，等待他们的就是暴力和没完没了的说教。”

 

处在这样的两性关系中，女人的出路又在哪里？

 

我还是少女的时候，邻居出嫁的姐姐经常被丈夫打回娘家。我至今印象极深的是，心疼姐姐的妈妈教育自己的女儿说：“男人就这样，你要学会做个‘哄汉婆’，他们就跟牲口驴子没有什么差别，给他哄好了，你就少挨打。”言辞间充满对男人的鄙视。

 

千鹤子认为，每一代女人接受“男人就是这样”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邻居妈妈这代女人的出路就是“给足男人面子，好好捧着就行了。”到了千鹤子这代，就觉得这样是荒唐可笑，“拼命反抗却不断碰壁，遍体鳞伤。”到了80后铃木凉美这一代，则选择“以更狡猾、更省力的方式活下去”，“以青春为武器，把他们（男人们）的钱统统卷走”。到了90后的这代女性，则“坚信女人在各方面都不比男人逊色”，发出呼声：“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不公！”

 

不同时代的女性在婚姻和非婚状态中以各种方式处理着与男性的关系，寻求着两性关系的出路。

 

“如今的女性不必依赖男性，也可以追求自身利益。”千鹤子说：“出现这样一大批‘厚着脸皮’优先自身利益的姑娘是我喜闻乐见的，因为男人打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人都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最看重自己，无关性别。”

 

无论怎样，女性“活着就是孤独地面对自身的利己主义。只有建立起彼此自我对等的纠葛，男女之间才能有正经的恋爱。”

 

把女性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也许就是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应该持有的本质？有了这个本质，女性就不会再感到不公、压抑和隐忍吧？

 

一位在社会文化理论方面颇有研究的男性曾经跟我说，女性主义对社会是有危害的。女性主义的盛行将是人类的灾难，甚至会是人类的灭顶之灾。看看韩国，再看看日本，生育率低下就是佐证。

 

但男性从来没有反思过，女性为什么会有自己的主义？希望这本《始于极限》有更多的男性关注、阅读和研究，这是较新、较全的女性思考。

 

千鹤子说：“我不怎么奢望男性读者拿起这本书，却很想听听他们的感想。”

 

作为一个中年已婚的妻子，一个职场女性，一个母亲，我也很想听听他们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