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谷歌母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预测说，人工智能的影响将比从火到电的其他一切人类创新都“更为深刻”。两个变革似乎极可能发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下降，而生产力将上升。换句话说，我们似乎正在走向一个更少劳动力的经济模式，也就是需要更少的人类劳动者来维持增长。

　　包括ChatGPT-4这类大型语言模型在内的新生成性人工智能技术，似乎会对后台支持、法律服务和会计领域的就业岗位，产生最为直接的冲击。但经济的每个部门都可能受到影响。埃森哲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型语言模型可能影响40%的总体工时。

　　语言类任务占据了员工工作时间的62%。埃森哲估计花在这些语言类任务上的65%时间，可以通过自动化等方式，转化为更有成效的活动。而一份麦肯锡新报告则预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力提升，每年可以为全球经济增加相当于2.6万～4.4万亿美元的价值。

　　但即使更高的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减少也会对此造成损害，意味着增长很可能最终停滞。对人类劳动者的需求减少，意味着失业率急剧上升。而失业早已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过去20多年来，全球失业年轻人（15～24岁）总数一直保持在7000万左右。同时，全球青年失业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995年的12.2%增加到2021年的15.6%。

　　人工智能将加速这些趋势。由于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可能是结构性的，失业率的上升将相当于一个永久性的负面影响。结构性失业可能会回到上世纪80年代去工业化时期的水平，比如英國的失业率在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保持在10%以上。

　　政府如何在一个持续结构性失业的新时代支持GDP增长？最明显的应对，可能是转向更多的再分配。政府对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力收益征税，并利用这些收入来支持更大范围的人口，包括通过实施某种形式的全民基本收入。

　　为确保有足够收入来支撑社会安全网的扩张，政府可能不仅会对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力收益的超额利润部分征税，还会对获得最大回报企业的收入征税。这样一来，国家—也就是普通民众—将从人工智能的巨大获利中获得更大份额。

　　当然，人工智能革命也会对企业产生深刻影响。首先，企业将不得不调整自身战略和运营，以顾及更高生产力和更少劳动力相结合的状况，从而以更少资本产生更多的产出。那些随需而动并提供较低“成本/收入比”的企业会吸引投资者，而运营模式更新缓慢的企业则会失去竞争力并可能破产。

　　这种企业调整的影响，将在整个经济中产生回响。企业的资本需求减少，将对资本成本构成下行压力；企业的银行借款需求减少，将导致资本市场整体活力下降。

　　对企业利润（或收入）的更高征税，将带来更多的挑战。虽然国家需要增加收入以支持日益增长的失业人数，但这种做法可能使企业留存收益减少从而无法实施再投资。这不仅对企业本身不利，对经济的投资减少还会破坏增长，缩小经济蛋糕并降低生活水平。它还会缩小税基，侵蚀中产阶级并扩大资本所有者和传统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

　　因此，虽然政府或许想提高税收和重新分配收入以缓解人工智能造成的短期混乱，但从长远来看，它们需要扩大思考的格局。事实上，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重新思考当前通行的经济模式和原则—从劳动力是增长的关键引擎这一假设开始。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者，可能对推动经济增长没有什么作用，但他们必须从中受益。

　　丹比萨·莫约，国际经济学家，四本《纽约时报》畅销著作作者，其中包括《混乱边缘：为什么民主无法带来经济增长—以及如何修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