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转寒，一个中国某大型水产养殖外资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与一家匈牙利水产养殖企业谈在中国的合作。事后，他聊起了这家匈牙利企业的一段中国往事。

　　十几年前，这家匈牙利企业进入中国发展。耕耘几年后，他们忽然发现，自己的专利、技术被盗版被山寨了。

　　低价的山寨产品席卷市场，跨国企业在本土企业的竞争下也日渐式微。

　　受伤的匈牙利企业，当然不是到中国白白做贡献的“雷锋”，无奈之下，它选择离开中国，改道泰国，一路南下寻求新发展。

　　在那个草莽生长、商业文明程度较低的年代，外企的“改道”不是孤例。国内知识产权、专利保护等法规和制度不完善、市场秩序凌乱的问题，是众多外资企业难以逾越的关口。

　　然而，兜兜转转又十几年，2023年，这家匈牙利企业调整投资策略和行为，决定重返中国市场，显然它再次面临新的考验，比如，本土化的新路径在哪里。

　　尽管抉择艰难，这家匈牙利企业仍然很坦率地表示：无法轻易地放弃中国市场，因为它实在太大、太重要。在当下，如果放弃中国市场，他们认为自己很可能快速被市场抛弃。

　　别看隔着千山万水，翻看数据就不难发现，从水产品产量来看，中国已经连续32年居世界第一，从水产品出口额来看，中国连续17年世界第一。甚至可以形象地说，在世界各地的水产市场中，每3条养殖鱼就有2条来自中国。

　　从规模经济角度讲，水产养殖不过是一个规模较小的行业，置于宏大的中国经济体量来说，并不起眼，但这家外企所经历的两次艰难抉择，却是当下经济复苏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

　　一边是曾经夺路而去的“反面”历史，一边是积极寻求回归的现实版本，然而无论正反，它都反映了外企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

　　要知道，中国在全球有四大产业能够处于供应链中心地位，分别是电子、汽车、通信、纺织，而前三个都是因为外企在华投资而形成的。

　　比如，苹果和三星一度把中国作为最重要的手机生产基地，中国也因此获取了手机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在东莞，发达的手机供应链产业爆发式生长，一时出现了“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奇观，就是围绕这两个外企产生的。

　　加工贸易、代工生产，从门槛较低的环节切入全球供应链，逐步提高技术能力，形成产业优势，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早期模板。

　　与此同时，外企技术溢出，对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人才素质、制造能力、服务水准，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法治化，中国营商环境的便利化、促进规章制度以及行业标准和国际接轨、企业管理的现代标准化，都有直接推动作用。

　　今天，中国市场成为企业们的“必选项”，而非“可选项”。如同这家匈牙利企业一样，大多数外企的命运与中国大市场、中国供应链的息息相关性，已是不争的事实。

　　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今年以来，中东土豪来华投资多次冲上头条，引发关注。相比过去，中东资本这次来华，已经不满足于二级市场的股票增持，而是开始寻找实业投资和更有远见的产业布局。某种程度上说，在厌倦了战争、逆全球化和不确定性的当下，只想闷声发财的人，都不会错过中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