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高级官员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称，如果中印边界“保持和平”，印度“可能会放松对中国投资的严格审查”。

　　这则新闻再次将“印度对待外企外资的态度存在歧视”的问题推向风口浪尖。虽然印度一再否认自己是“全球最难做生意的国家”“外资坟场”，这次却有点不打自招。

　　被暴打，几乎是近几年里在印度投资的外资企业们共同的宿命。即便和印度山水相连的中国企业也难逃厄运。比如vivo员工在印度被捕、小米被扣押巨额资金、OPPO税务审查已持续多年。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在累积印度无视市场原则和规则的人设。

　　不止中企中资，那些我们熟悉的巨头，如微软、诺基亚、宝马、三星、亚马逊等企业也遭遇过查税、查封、天价罚单的印度组合拳。“养肥了再杀”几乎是印度的传统手艺。印度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从2014年至2021年，有超过2000家跨国公司暂停了其在印度的业务。

　　人口多、市场大、劳动力便宜—拥有这些天然优势的印度，一度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外资外企跃跃欲试。按照施展在《枢纽》一书中的分析：“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电子技术产业，会有一系列的产业环节（而不是整个产业）转移到东南亚。”所以，近几年，我们总能在海外市场看到中国企业拼搏的足迹。但从结果来看，印度糟糕的营商环境、长期奉行经济保护主义的甚高自视，与突出的增长数字之间，形成了繁荣的悖论。

　　1970年代，印度的年增长率掉到了3.5%以下，被逼到了不得不重视经济发展的路口。印度着手改变政府全面管制经济的局面，开始引入外资外企，并借由溢出效应，比如框架、技术、设备、就业等手段以富裕自身。

　　然而，一些观察者，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中指出，印度政府并没有决心改变流行的态度与制度，也没有勇气采取必要的行动并接受相应的结果。印度政府为了吸引外资确实出台了积极的政策，但税制等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空中，缺钱的时候、触碰国内利益集团奶酪的时候，就拿出来当作操纵杀猪盘的把戏。而由于印度是联邦制国家，税由中央和地方各自征收，显然，地方不会轻易放弃查税的权力，反而会再次放大。

　　印度朝令夕改的典型例子是：沃达丰。2007年，欧洲最大电信运营商沃达丰要收购一家印度电信公司的母公司。这家母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按照当时印度法律，不需要缴纳税款。印度不愿意，一口咬定沃达丰应当缴纳26亿美元的股权转让所得税。到了2012年，国会干脆直接修改《所得税法》，只要涉及印度本土公司，即使在全球任何地方交易，都得补缴税款。沃达丰的罚款金额翻倍至51亿美元，要知道，它一共才从印度赚了30多亿美元。

　　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当经济利益达到一个集结点的时候，民族性和国家性就会显现出来，投射到经济政策中，每当国家身处对外的重大经济利益竞争中，就不免诉诸保护主义手段来缓解国际市场的冲击。

　　所以需强调并呼吁的是，要应对新的所谓脱钩、逆全球化、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发酵，总的方略应当是更高水平的开放。要做到这一点，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都必须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用解放的思想和自我的改革，拥抱并融入全球不断翻新的产业格局中。

　　在这个格局之下，企业们除了要消解努力可能付诸东流的情绪之外，也需客观冷静地作答有关出海的必选题—如何做到合规，如何避免犯低级错误，如何不只是把产品、营销做得漂亮，如何更善于布局、习得法律、理解人性和企业责任，这些都是今天这个出海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新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