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自晚清进入中国以来，受到不少教育者的重视，一些书籍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图书馆，由此与读者结缘。作家张天翼就曾回忆：幼年时擅长给同学讲故事，像是《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福尔摩斯》《亚森罗苹》等书籍都是他在“通俗图书馆”看到的，其中也有吴趼人衍义的外国科幻小说《电术奇谈》，“这故事很受欢迎，我一个星期才把它说完。”（《我的幼年生活》）

　　在不少图书馆事业的推动者看来，“科学小说”理应成为图书馆藏书的一部分。1933年，教育家侯鸿鉴赴西南地区考察。在宜宾，他在当地名医孙我山主持的欢迎会上做了演讲，其中提到“图书馆事业，为文化之中心”“提倡科学小说，引起青年之嗜好”。（《西南漫游记》）。1935年，上海的世界书局印行了徐旭所著的《民众图书馆学》，第六章谈到民众图书馆“应备何种小说与不应备何种小说”，也认为“凡精神积极的武侠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空想的科学小说等，确实没有恶化成分者，亦可备”。

　　可想而知，当时的图书馆为读者提供了阅读科幻作品的重要渠道。不过，有藏书是一回事，借阅热情是另一回事。同是1935年，上海的开明书店出版了中学生社编的《学习与锻炼》，其中学者褚东郊的文章《谈课外活动》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中学图书馆借阅情况提供了一份记录：

　　现在中等学校，差不多都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备着各种图书，供学生课外阅读。我为要明了现在中学生究竟喜欢读哪一类书，曾调查过学生借书登记簿。虽然我所得的统计材料不丰富，但可以大约地说，现在中学生最喜欢读的是文艺刊物，次之是社会科学出版物，最不受欢迎的是理论科学——逻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这两类书。而文艺刊物中又可分为几等，看爱情小说的比看社会小说的多，看社会小说的又比看科学小说的多，看科学小说的又比看文艺批评的、看文学史的多。这种现象，初看似乎没有什么要紧，仔细一想，真令人不寒而栗。……我并非看轻文艺，不过觉得现在中国需要科学家比需要文艺家来得急。

　　在作者看来，“科学小说”虽不如科学读物有益，至少还比其他文艺作品强一点。这不免让笔者想到了在自习课上偷看而终于被老师没收的科幻小说，替它感到冤屈。

　　1935年10月，由教育家黄炎培等人担任理事的浦东高桥农村改进会编辑出版了《一周岁的高桥（高桥农村改进工作第二次报告）》，报告了该机构在改进农村方面所做的工作。书中收有刘裕福的文章《本会图书馆的阵容》，提到今后图书馆发展的原则：

　　图书在不妨害正确意识范围内，当力求通俗化。……诲淫诲盗，和其他不合时代潮流的封建意识，固为我们所不取，但一些趣味化的侦探小说，玄想的科学小说，和一些有文学和史地价值的通俗小说，使民众看了即便没有好处，但是最低限度亦尽了语文和休闲教育的效能，这总比他们叉麻将、打扑克、茶馆中聊闲天，以至于一些无职业，终日“白相”的价值大得多。

　　这本书出版的八十年后，《三体》英文版获得雨果奖，然后，关于它的作者的传说就越来越离奇，比如“打麻将输八百块钱，为戒赌开始写《三体》”什么的，就差直接说科幻能治病救人了。

　　说到治病，1943年，陈天鸿、伯逵主编的《实用图书馆学讲义》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视角：医院图书馆的藏书应该“以不至于冲动情欲为要”，所以哀情、艳情类的小说都不合适，“应选择身心上修养的图书。就是小说一门，应当置备教育小说、科学小说和历史小说”。笔者对此有一点经验：十多年前住了一次院，那时还没用上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所以就决定读《银河英雄传说》来消遣，现在回想，那确实是一个明智之举。

　　行文至此，笔者想到了以前捐给偏远地区的科幻书刊，真想知道它们如今待在何处、曾被谁阅读、是否给哪怕一个远方的读者带来过快乐。博尔赫斯有句话广为流传：“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爱书的人都明白，阅读能引领我们从尘世飞升，去往无限妙曼的时空，科幻迷对此也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