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世界在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等关键问题上的政策制定，往往在“以市场为基础的供给侧经济学和植根于产业政策的供给侧方法之间的古老僵局”下，忽略了凯恩斯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总需求的长期不足”的提醒。

　　例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包括8000亿美元的新支出和税收减免，以加速清洁能源技术的部署—不得不伪装成“现代供给侧政策”，旨在通过降低能源成本来减少通货膨胀。但是，由于市场要求回归稳健的金融和稳健的货币，基于一种否认其必要性的模式的财政扩张注定要失败。又如在英国，工党不得不放弃每年在绿色能源上额外支出280亿英镑的承诺，因为它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钱从哪里来？

　　英国影子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所说的“安全经济学”（securonomics），与绿色投资之间的联系并不牢固。在某种程度上，国内的绿色投资取代了能源进口，它可以减少供应链的脆弱性。但这一论点适用于任何“必需品”进口，从食品到药品再到计算机软件。对国家自给自足的追求何时结束？无论如何，国家自给自足并不能抵御国内恐怖主义。事实上，确保供应链安全的最佳方式是确保一个和平的全球环境。

　　正如大地震、火山爆发和其他自然灾害威胁着我们的生存一样，人为的、主要由技术驱动的力量，如核扩散和全球变暖，也威胁着我们的生存。人工智能可以加剧这些力量所代表的威胁。其不受控制的发展可能导致人类灭绝。

　　当前，人工智能使越来越多的人类工人变得多余。随着人工智能进入认知工作领域，机器带来的冗余威胁呈指数级增长。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和激增的心理健康问题，是人类工人越来越多余的自然后果。

　　凯恩斯非常清楚，工作不仅仅是生活的“成本”。但是，工业革命将劳动和工作—以前被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归为一个类别：劳动。這催生了这样一种经济学说：我们大多数人工作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工作，除了休闲什么都不做会更快乐。

　　古希腊人对工作的本质有更明确的把握，他们区分了“因挣钱而工作”（negotium）和“通过工作实现自我”（otium）。恢复后一工作概念的第一步，是拒绝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

　　再者，在一个“生产资料大部分为私人所有”的经济体中，若想确保像生成式人工智能这样提高生产率的技术的成果“得到充分广泛的分享”，快速的答案是对富人征税，以提供与劳动无关的普遍基本收入。每个人—不仅仅是食利者—都有权获得“不劳而获”的收入。机器带来的效率提高使这成为可能；政治需要找到一种“把面包均匀涂上黄油”的方法。

　　反过来看，人工智能也可能对人类自由构成威胁。某些政府和企业一直在监视他们的臣民，以便更好地控制他们或从他们身上赚更多的钱。数字监控使得这种间谍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更全面。这带来的风险不仅仅是失去自由和隐私—不久前的英国邮政丑闻，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有缺陷的会计软件显示出邮局财务状况存在差异后，数百名邮政局长被错误地指控偷钱。古老的智慧认为“自由的代价是永远保持警惕”，这句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贴切。

　　标准的说法是，机器越智能，它的人类控制者也需要越聪明。这解释了对持续“提升技能”的需求：我们必须能够跟上机器的步伐。但我更赞同相反的观点：机器越智能，它的用户就需要越笨，这样才不会把人类扳手投入机械驱动的工作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