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周国平说： “ 不幸者需要同伴……受难者人数的增加仿佛减轻了不公正的程度。同病相怜的实质未必是不幸者的彼此同情，而更是不幸者各以他人的不幸为自己的安慰，亦即幸灾乐祸。”

　　人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社会比较，把自己和在某方面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会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这种社会比较被称为“下行社会比较”。如周国平所说，因为我们有一种“自我服务”的认知偏差，倾向于将自己的不幸更多归因于外部因素（比如环境、运气），而将他人的不幸归因于内部因素（比如能力、努力），所以即使我和你遭遇相同的不幸，我仍然可能进行下行社会比较，通过在心里“嘲笑”你而提升自己的自我价值感。这就是第一种心理机制——幸灾乐祸。

　　除此之外，还存在另一种机制——通过与有同样遭遇的人建立“社会联结”，消除“个人中心”、对自身不幸独特性的认知。也就是说，在遭遇不幸时，我本来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投注在自己的不幸上，认为自己是世上唯一的不幸者，是最不幸的人，而当发现有人共享我的不幸时，我意识到我并不特殊，我可以和别人一样从不幸中走出来。这一机制广泛应用于团体心理治疗中，“特殊化”自己的不幸会加深个体的消极感受，而在团体中分享不幸，消除这种特殊化，能极大缓解团体成员的消极感受。

　　研究发现，自尊较低的人更倾向于在遭遇自我威胁（例如得到对于自身能力的差评）时，对他人的出丑表现出幸灾乐祸。而高自尊者在遭遇自我威胁时则更倾向于关注、强化与他人的联结，寻求社会支持。

　　由此可以推论，如果诉苦者的自尊较低，听到回应者的比惨时，可能会对他幸灾乐祸；而如果诉苦者的自尊较高，可能会与回应者建立社会联结，尝试一起走出不幸。无论通过何种机制，结果通常都是为诉苦者带来宽慰。

　　比惨也能调节回应者的情绪。

　　情绪具有传染性。对于幼儿来说，一个孩子的哭声可能会“点燃”一群孩子的哭声；对于成年人来说，在他人诉苦时，我们会自然地“共情”，通过多种机制（包括下意识地模仿表情、评估对方的处境等）多多少少感到类似的消极情绪。由此，回应者进入一种以消极情绪为底色的模式，容易回想起自身的消极经历，并产生一种自动化的“发泄”冲动。“生活本来就很难，我也很难”的想法常常第一时间就会冒出来。

　　这时，回应者会评估这种发泄是否符合社会规范，这种评估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下意识的。基于社会学习，回应者发现这种发泄应该是诉苦者乐于接受的，因为之前自己向别人诉苦时，别人的比惨会让自己感觉好些。因而，回应者不会对这种发泄加以抑制。

　　可以说，比惨其实是一种情绪的人际调节，社交性的比惨是一种自然地获得和提供社会支持的方式，使回应者不至于因为共情而受到情绪方面的不利影响，同时也能获得一定的安慰。

　　既然比惨能带来双赢的效果，那么是不是对于任何诉苦，比惨都是适宜的回应方式呢？并不是。当诉苦不再是社交性的，而发生在更亲密的关系中，比惨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

　　设想一下：晚上下班回家，女朋友向你诉苦，说她的朋友情商太低，聊天中的措辞让她很不舒服。你想也没想，就说这太正常了，你前几天也被一个朋友的话气得够呛，并开始详细描述你遇到的情况。然后，女朋友就不理你了……

　　总之，在一般的社交中，比惨是一种简单而能带来双赢的社交方式，但在亲密关系中，需要警惕这种过于“偷懒”的回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