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时间:2024-09-27 09:40 访问量:397 信息来源:
责任者:(印)苏尼尔·阿姆瑞斯著
索书号:X/64
2024年6月,印度持续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频频登上新闻。对于此时的印度人民来说,他们仿佛在经历“黎明前的黑暗”。因为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属于季风气候,每年6至9月的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70%,夏季暴雨会集中于100个小时之内倾泻而下。印度作为人口众多的国家,民众生活和农业生产,都极度依赖季节性降雨。印度著名环保主义者苏尼塔·纳拉因曾说:“季风才是印度的‘财政部长’。”
就像中国受到太平洋气流的影响,印度降水主要受印度洋影响,季风将海洋丰沛的水汽带到陆地。季风(monsoon)一词来自阿拉伯语的mawsim(季节),充分说明了季风气候的特征——有明显的雨季和旱季,风向呈规律性变化。
其实,季风气候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加深远,学者苏尼尔·阿姆瑞斯在著作《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中,便分析了印度自英国殖民时期以来,季风、水资源、水利工程与社会历史之间的深刻羁绊。
受不稳定的降水影响,饥荒在印度历史上时常发生。千百万抗风险能力极低的农民,会因为一场旱灾而落入深渊。资本的缺乏,导致农民在没有收成时,只能求助于商业阶级,欠下债务。即便是有一定积蓄的家庭,也会因为持续的旱季而耗尽储备。
在19世纪70年代的旱灾中,英国殖民政府没有给受灾民众足够的经济支援。当时盛行自由市场理论,政府坚信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将其他地区的粮食输送至灾区。在比哈尔邦的饥荒中,英国人罕见地进行了粮食贸易干预,从缅甸进口了48万吨大米。但是,在英格兰,公众没有为此感到庆幸,而是谴责政府这种针对印度饥荒的大规模开支,担心这样做会令印度人相信“让他们活下去是政府的职责”。
显然,殖民统治对被殖民民族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事例中尽显无遗。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元勋瑙罗吉曾控诉说:“每一盎司的大米都是从印度人民所剩无几的口粮中抽取的。”印度是帝国攫取资源的地方,而不需要对其尽责。
面对饥荒,印度人民自然会展开自救。印度的民间领袖们出于宗教动机,经常进行救济工作——富有家族的私人慈善组织非常慷慨,使得本土的慈善组织规模壮大。19世纪末,印度最有名的两场改革运动,均在饥荒时期开展了首次慈善活动。所以,饥荒激发了泛印度对英国统治的不满,刺激了政治运动的活跃。
在一定程度上,饥饿的记忆与被英国殖民的历史勾连一处,成为隐秘的“伤痕”。1966年,印度早已独立发展,但季风连续两年的异常走向,导致又一次的严重饥荒。当时,总理英迪拉·甘地由于担心出现政治纷争,对饥荒秘而不宣。因为“征服饥荒”对于印度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实在太过重要,政府当然也不愿承认独立以后还有饥荒。
此外,印度的水资源问题还有其他复杂因素。首先,上溯历史看,甘地就曾认为:机器是现代文明的主要象征,代表的是一种罪大恶极,印度人的福祉在于适应大自然的节奏。但另一方面,日本学者辻哲郎曾评价道:季风气候没有让印度人树立起与大自然斗争的意识,所以其性格中有逆来顺受、唯命是从的特性。这与19世纪英国人对印度的刻板印象如出一辙。
其次,印度的种姓制度加剧了水资源调配的难度,比如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达利特人,便不被上层种姓允许碰触水箱里的饮用水。20世纪20年代开始,印度人权革命和贱民领袖阿姆倍伽尔举行水箱游行,力图打破这种社会不公。
等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亚洲国家纷纷独立发展,对水资源的控制,则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象征。由此,修建大坝等水利设施具备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印度刚独立之时,仅有不足300座水坝,而到1980年已有4000多座,修建水坝是现代印度最大的公共投资类项目。其中,位于旁遮普邦的巴克拉南格尔水电站极具代表性,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二高坝,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样本”。尼赫鲁在大坝水电站建成时,用印地语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工作,甚至流下血汗、献出生命,哪里能比这儿更神圣呢?”
20世纪50年代,印度水利负责人赛因和拉奥对中国水利工程进行了考察,他感叹于中国从古代开始便注重对河流的治理。此外,中国的劳动力动员能力,让他异常惊叹,相比之下,“在印度,如果拥有与中国相似的人力,通过适当的组织、激发人民的热情,理应可以达到和中国相似的速度”,然而,这是印度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某种程度上,赛因和拉奥的感受,恰好成为中印两国建国之初的状态象征——虽然都试图征服自然,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是印度的情况更加杂糅和分裂,远没有中国整齐划一的调度能力。
时至今日,土地广袤的南亚次大陆,依然有鲜明的地方主义特征,如何整合这样的政治局面,是每任执政者的难题。相比之下,季风、降水所带来的气候变化,正如之前的千百年一样,持续地影响着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或好或坏。
(转自《北京日报》,作者:赵慕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