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印)苏尼尔·阿姆瑞斯著

索书号：X/64

 

2024年6月，印度持续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频频登上新闻。对于此时的印度人民来说，他们仿佛在经历“黎明前的黑暗”。因为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属于季风气候，每年6至9月的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70%，夏季暴雨会集中于100个小时之内倾泻而下。印度作为人口众多的国家，民众生活和农业生产，都极度依赖季节性降雨。印度著名环保主义者苏尼塔·纳拉因曾说：“季风才是印度的‘财政部长’。”

　　就像中国受到太平洋气流的影响，印度降水主要受印度洋影响，季风将海洋丰沛的水汽带到陆地。季风（monsoon）一词来自阿拉伯语的mawsim（季节），充分说明了季风气候的特征——有明显的雨季和旱季，风向呈规律性变化。

　　其实，季风气候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加深远，学者苏尼尔·阿姆瑞斯在著作《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中，便分析了印度自英国殖民时期以来，季风、水资源、水利工程与社会历史之间的深刻羁绊。

　　受不稳定的降水影响，饥荒在印度历史上时常发生。千百万抗风险能力极低的农民，会因为一场旱灾而落入深渊。资本的缺乏，导致农民在没有收成时，只能求助于商业阶级，欠下债务。即便是有一定积蓄的家庭，也会因为持续的旱季而耗尽储备。

　　在19世纪70年代的旱灾中，英国殖民政府没有给受灾民众足够的经济支援。当时盛行自由市场理论，政府坚信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将其他地区的粮食输送至灾区。在比哈尔邦的饥荒中，英国人罕见地进行了粮食贸易干预，从缅甸进口了48万吨大米。但是，在英格兰，公众没有为此感到庆幸，而是谴责政府这种针对印度饥荒的大规模开支，担心这样做会令印度人相信“让他们活下去是政府的职责”。

　　显然，殖民统治对被殖民民族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个事例中尽显无遗。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元勋瑙罗吉曾控诉说：“每一盎司的大米都是从印度人民所剩无几的口粮中抽取的。”印度是帝国攫取资源的地方，而不需要对其尽责。

　　面对饥荒，印度人民自然会展开自救。印度的民间领袖们出于宗教动机，经常进行救济工作——富有家族的私人慈善组织非常慷慨，使得本土的慈善组织规模壮大。19世纪末，印度最有名的两场改革运动，均在饥荒时期开展了首次慈善活动。所以，饥荒激发了泛印度对英国统治的不满，刺激了政治运动的活跃。

　　在一定程度上，饥饿的记忆与被英国殖民的历史勾连一处，成为隐秘的“伤痕”。1966年，印度早已独立发展，但季风连续两年的异常走向，导致又一次的严重饥荒。当时，总理英迪拉·甘地由于担心出现政治纷争，对饥荒秘而不宣。因为“征服饥荒”对于印度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实在太过重要，政府当然也不愿承认独立以后还有饥荒。

　　此外，印度的水资源问题还有其他复杂因素。首先，上溯历史看，甘地就曾认为：机器是现代文明的主要象征，代表的是一种罪大恶极，印度人的福祉在于适应大自然的节奏。但另一方面，日本学者辻哲郎曾评价道：季风气候没有让印度人树立起与大自然斗争的意识，所以其性格中有逆来顺受、唯命是从的特性。这与19世纪英国人对印度的刻板印象如出一辙。

　　其次，印度的种姓制度加剧了水资源调配的难度，比如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达利特人，便不被上层种姓允许碰触水箱里的饮用水。20世纪20年代开始，印度人权革命和贱民领袖阿姆倍伽尔举行水箱游行，力图打破这种社会不公。

　　等到20世纪下半叶，随着亚洲国家纷纷独立发展，对水资源的控制，则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象征。由此，修建大坝等水利设施具备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印度刚独立之时，仅有不足300座水坝，而到1980年已有4000多座，修建水坝是现代印度最大的公共投资类项目。其中，位于旁遮普邦的巴克拉南格尔水电站极具代表性，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二高坝，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样本”。尼赫鲁在大坝水电站建成时，用印地语作了长篇发言，他说：“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工作，甚至流下血汗、献出生命，哪里能比这儿更神圣呢？”

　　20世纪50年代，印度水利负责人赛因和拉奥对中国水利工程进行了考察，他感叹于中国从古代开始便注重对河流的治理。此外，中国的劳动力动员能力，让他异常惊叹，相比之下，“在印度，如果拥有与中国相似的人力，通过适当的组织、激发人民的热情，理应可以达到和中国相似的速度”，然而，这是印度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某种程度上，赛因和拉奥的感受，恰好成为中印两国建国之初的状态象征——虽然都试图征服自然，进行现代化建设，但是印度的情况更加杂糅和分裂，远没有中国整齐划一的调度能力。

　　时至今日，土地广袤的南亚次大陆，依然有鲜明的地方主义特征，如何整合这样的政治局面，是每任执政者的难题。相比之下，季风、降水所带来的气候变化，正如之前的千百年一样，持续地影响着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或好或坏。

 

（转自《北京日报》，作者：赵慕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