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美)阿德里安娜·梅厄著

索书号：Q911.2/11

 

    近日，埃塞克斯大学宣布开设“魔法与神秘学”硕士学位，这是英国大学首个此类学位。当然，尽管是大名鼎鼎的J. K. 罗琳的母校，但埃塞克斯大学尚且无意向“麻瓜”们传授魔法。这个专业隶属于该校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所，负责人是中世纪阿拉伯文学副教授艾米莉·塞洛夫，她表示这个专业的核心内容是“去殖民化、探索另类认识论、女权主义与反种族主义”，而这一专业的设立将会扭转近几十年来“否定魔法与神秘学研究”的倾向，即认为它“对‘现代人’不再重要”（英国《卫报》[The Guardian]2023年10月4日报道：British university offers master’s degree in magic and the occult）。从根本上说，现代人其实不需要挥舞魔杖的魔法——无需成为哈利·波特，他们就可以飞行、攻击、点石成金——但他们急需认知上的魔法，来提醒他们世界其实并不十分“现代”，甚至从未现代过。“如果有人再问：‘现代世界存在吗？’答案真的非常简单，从未存在过现代世界，或者，如果说它存在的话，那它也仅仅是在我们说‘现代风格’的时候，而它也就仅仅是一种风格。”（[法]布鲁诺·拉图尔：《非还原》，引自《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型人类学论集》，刘鹏、安涅思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ixxi页）作为风格的“现代”，其本质是一种断裂与孤立。在西方理性思维的主导下，散落的力量成为整体，而“理性”之外的存在则被斥为异端。然而这样一个集合的有限性却决定了它不可能不产生纰漏，于是信仰科学理性的现代人仍要不时求助于“玄学”。对非西方、非“理性”做法本身的采用和对其背景与解释的悬置，最终呈现为后现代诸多矛盾面向之一，这一面向固然指向对西方话语霸权的不满，但更有可能——或已经造成——人类认知本身的闭塞、断裂与虚无。因而研究“魔法”的意义正在于重建人们在追逐现代时丢弃的普遍联系。只有当西方人与东方人、男人与女人、麻瓜与巫师——所有人眼中世界再度整合，重新发现“我们大家所分享的共同世界”（ [法]布鲁诺·拉图尔：《自然的政治》，麦永雄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95页）才会成为可能。在宏观意义上，阿德里安娜·梅厄的《最初的化石猎人》也是同样的尝试。她试图在考古领域重建古代与现代、传说与科学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把古代生物学‘故事’和一些现代例子进行对比，我们就能清楚地认识到，科学的好奇心和神话想象之间的关系远比人们想象的更加紧密。”（第9页）通过考察希腊罗马时期文献中有关格里芬、巨人和其他怪物的记录与史前生物遗迹之间的联系，梅厄指出那些被人们视为幻想与传说的内容，恰恰是地中海地区史前时期本土自然历史的证据。换言之，曾记录过“俄瑞斯忒斯骸骨”（284页）的希罗多德、“仙女厄科的尸体在山洞中干枯，最终化为石头”（285页）的奥维德，以及忧心于“整个人类物种的体格正在变得越来越小”（295页）的老普林尼等人，正是“最初的化石猎人”——人类将化石作为有机遗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严肃思考的历史，其实在现代科学诞生很久之前便已开始。

格里芬为何要守卫黄金？

梅厄的考察始于格里芬。这种混合了狮子与鹰鹫外形特征的史前异兽起源不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古代“人们认为它是一种会在现实中出现的动物”，“在遥远的亚洲地区，勘探金矿的人们还曾遇到过格里芬”（12页），于是人们不必为它编撰“起源故事”，将其放入神话谱系当中。而到了十七世纪，随着实证主义占据上风，人们开始把这种长久以来不曾有人目击的异兽归入想象的范畴，认为它是狮与鹰的拼凑组合。至于格里芬守卫黄金的“习性”，则被解释成基于开采黄金之难的现实而衍生的传说。梅厄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解释，在她看来“这种生物并非简单的拼凑”，因为“它和希腊传统中的珀加索斯、斯芬克斯、弥诺陶洛斯和上半身是人而下半身是马的半人马都不一样”（同上），更重要的是，格里芬的存在于民间不乏证据，无论是目击报告还是较之于传说生物更生动的早期手绘图像，以及最关键的，存放于萨摩斯岛米蒂利尼村邮局楼上一间屋子里的“萨摩麟”（意为“萨摩斯岛的怪物”）化石——它似乎与传说中的格里芬有颇多相似之处。带着一窥格里芬“真容”的热情，梅厄登上开往萨摩斯岛的渡轮。令她失望的是，尽管萨摩麟化石“十分令人惊艳……股骨大小是人类的两倍，头骨则有两英尺长，有两个骨质的角……但很遗憾，没有喙”（15页）——缺少格里芬最重要的特征；而在梅厄之前，德国地质学家埃尔曼曾提出类似的假说：基于西伯利亚地区的口述历史资料，埃尔曼认为格里芬源起于冰川时期的犀牛和猛犸象遗骸，“北乌拉尔地区的现代土著也会挖掘金沙”，“他们告诉埃尔曼，他们常常能见到巨型鸟怪的遗骸，这些鸟怪早已被他们勇敢的祖先通通杀死了”（17页）。但遗憾的是，犀牛和猛犸象同样没有喙——而且格里芬的传说最早流传于斯基泰人淘金的地区，即中亚阿尔泰山脉一带，与西伯利亚相距甚远。然而找不到化石证据并不意味着格里芬一定生于幻想——关于它的传说也许不是真实的记录，但总有某种“记录的真实”。由此出发，梅厄提出“格里芬是人类根据化石想象史前动物的尝试的最早记录”（19页）。斯基泰人生活的区域，恰恰包含多个恐龙化石发现地——一种生有长喙的四足“鸟类”，似乎极有可能是他们基于有喙恐龙化石做出的推断。斯基泰人的推测被希腊人记录并广为流布，由此便有了格里芬的“传说”。更重要的联系来自地质学——这也解释了格里芬守卫黄金之谜：

阿尔泰地区的黄金来自火成岩，其生成年代比含有恐龙化石的白垩纪沉积岩早几百万年。但雨水和溪流不断地将金沙从山上冲刷至山下，重力和风力又使这些金沙散落在地质年代更晚的沉积岩上。戈壁沙漠中的沙暴能够卷起鹅卵石大小的银币。在古代，公元四世纪的作家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就已知道，当狂风吹过沙漠后，沙丘变形，矿物露出地表，游牧民族就趁此机会去沙漠中寻宝。老普林尼曾提到，住在沙漠中的人会在沙暴过后迅速出发，寻找散落在沙丘上或被卡在石块间的珍贵宝石。现代旅行家也证实，戈壁沙漠在经历沙暴后会有许多矿物露出地表。也许，有人偶然间发现了化石化的恐龙蛋之间有黄金的存在，这可能会让他们产生格里芬在收集黄金的想法。（44页）

实际上，只要对比早期人类手绘的格里芬图像与原角龙化石骨架，我们就不难看出二者的相似之处（见41页、45页插图）。更惊人的是，如果采纳梅厄的假说，即将格里芬看成是早期人类对偶然发现的化石遗迹做出的推断，那么这种混合了鸟类与哺乳动物特征的“鸟怪”恰恰指向今日人类对恐龙最先进的假设——恐龙是一种行动灵敏、形似鸟类的恒温四足动物。然而在现代科学诞生之初，基于林奈分类法，人类眼中的恐龙只能要么是“鸟类”，要么是“哺乳类”，于是恐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想象成是一种笨重、迟钝的蜥蜴——想来如果邀请古希腊人和十九世纪的欧洲人一起观看《侏罗纪公园》，后者或许会更为惊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梅厄的出发点是格里芬绝非一种拼凑生物，但她的假说本身其实是诸多传说的拼合，在细节上仍有可商榷之处。不过无论如何，这一想法至少可以提醒我们，古人与现代人在心灵层面的距离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般遥远——人类从来都是寻求解释的动物，面对无法解释之物，观察与推测、误判与尝试归正全都必不可少。至于最终形成的是理论还是“传说”，往往只能交由时间判定。白色女神与黑色雅典娜英国大作家、“西敏寺致敬诗人中唯一生前入选者”罗伯特·格雷夫斯曾醉心于希腊神话研究，最终出版了三卷本《希腊神话：完整定本》。在研究方法上，格雷夫斯不满于当时流行的现代进路，即将神话看作“前意识心理的原始暗示，无意识事件的无意识表达”，“真正的神话研究应从考古学、历史和比较宗教学开始，而不是在心理学家的咨询室里进行”（[英]罗伯特·格雷夫斯：《希腊神话：完整定本》，席路德、王瑢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22年，22页）。在系统阐释自己神话理论的著作《白色女神》中，格雷夫斯捕捉到理性化所造成的断裂，其实早在苏格拉底时代便已开始：

事实上，到了苏格拉底时代，属于上一时代的大多数神话的意义要么被遗忘，要么被当做宗教秘密严加保守，尽管它们仍然以图画的形式保存在宗教艺术中，并且仍然作为诗人引用的童话故事流传着。当被要求相信奇美拉、半人马或飞马珀加索斯（它们都直接源自皮发斯基人的崇拜象征）时，哲学家认为这些在动物学上都是不可能之物，于是只能拒绝接受。（Robert Graves, The White Goddess, Faber & Faber, 1948, p.11）

在《最初的化石猎人》中，梅厄也关注到了类似的问题。在通过格里芬这一案例揭示出古代传说与史前生物遗迹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之后，梅厄继续通过古典文献与化石证据的交叉印证，指出早在希腊罗马时期人类便已经有意识地展开了一些“考古发掘”工作，甚至一度出现将出土的史前遗骸公开展出的“巨骨热”。然而这里便触及了一个古代古生物学领域的大问题——为何早期自然哲学家从未对这些史前生物遗迹作出解释？对此梅厄提出了两种可能，一是哲学家对于大众神话的主动回避，“哪位哲学家能够有时间、有精力解读这么多神话怪物的故事呢？‘这就是我本人不关心这些事情的原因，’苏格拉底如是说，‘我没有时间关注这些事情。我接受人们普遍相信的事实，并探究更加严肃的事情’”（231页）。二是受制于发掘的技术条件，化石本身不够完整，“自然哲学家也许是因大型骨骼化石样本‘残缺不全而退缩了’”（同上）。在这两种可能的基础上，梅厄进一步指出，虽然自然哲学家并未直接对这些巨型骸骨发表看法，但其他人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尽管学术圈拒绝对这些现象进行讨论，希腊－罗马社会的其他阶层借用神话、传说和民俗中的那些连贯且灵活的理论范式，对这些在地中海周边乃至更远的地方发现的巨骨展开了具体的讨论。”（238页）由此梅厄引出了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即“官方的科学判定和大众信念之间的冲突”（第9页）。借用拉图尔的概念便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往往不愿意对无法“转译”和“纯化”之物发表意见（“‘转译’将两组完全不同的存在形式——自然和文化——混合起来……‘纯化’创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本体论领域：人类与非人类。”[《我们从未现代过》，23页]）。正如格雷夫斯所言，苏格拉底无法接受奇美拉等大众神话，是因为它们在动物学上的不可能——而动物学，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则已经转译出“物种不变”的教条。于是无法在已知生物中找到对应物的史前巨骨只能被归入神话传说的范畴——人类与非人类本体之间的暧昧地带。但这样的做法势必造成知识传递的断裂：于梅厄是古代人类的古生物学工作被长期无视，启蒙时代以降的科学革命仿佛开天辟地；于格雷夫斯是自苏格拉底以来对白色女神——他眼中曾经主宰欧洲文明“出生、爱欲与死亡”的月相女神——的背弃，并由此引出权力篡夺与纯粹诗艺堕落的漫长历程。当一种范式被看作定论成为人类思维的普遍倾向，托马斯·库恩所描述的观念革命便不可能发生——它所依赖的路径是异常案例上升使得人们对既有范式产生怀疑——因为异常已然是不可讨论之物。在探讨希腊文明之亚非起源的颠覆性作品《黑色雅典娜》中，马丁·贝尔纳指出了古代史研究范式影响的根深蒂固——这种根深蒂固直接塑造了我们对于某种文化最基本的看法——范式之外的可能则被全然忽略，甚至是刻意压制：

对学科的基本质疑倾向于来自外部。通常，学生被逐渐引入他们的研究领域，就像慢慢展开的神秘世界，结果到他们能看到论题整体时，他们已经被如此彻底地灌输了习俗的先见和思维模式，以致他们根本不可能去质疑相关领域的基本假设。这一无能在古代史相关的学科中尤其明显。……（研究者）倾向于把一个概念、词语或形式接受为典型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的，而不要求解释它的特定功能或来源。

抑制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探讨古典或犹太文化时感觉到的近乎宗教的，或实际上宗教的敬畏，古典或犹太文化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源泉。一个重大例外是民间传说和神话……缪勒敦促学者研究希腊神话与人类文化整体的关系，但坚决反对确认任何来自东方的特殊借用。在谈及更高级的文化时，人们更不情愿看到任何确切的相似之处。（［英］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29页）

“假”事隐，“真”语存然而断裂之处亦是生机所在。没有自然哲学家的“干预”，古代作家——最初的化石猎人们创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其中的格里芬、巨人以及其他或基于描述或基于拼凑的奇珍异兽直至今日仍是人们幻想世界的基石。有趣的是，这种创造活动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尽管人们往往称之为“古生物学上的虚构”。《最初的化石猎人》以这样一个主题作结，乍看有些矛盾——本书整体上是在讨论“实存”的化石证据与早期传说之间的互动。然而实际上，这样一个主题恰好是作品先前主题——考古活动的早期源头、科学判定与大众信念的矛盾——交汇的结果。一方面这种虚构至少从古罗马时期便已开始，“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约公元前三十年）描述了古罗马人对剧院那些诸如革律翁和半人马等神话怪物的写实模型或活动造型（tableauxvivants）的痴迷”（225页），而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俄亥俄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博物馆，还举行了一场半人马骨架巡回展览（见263-266页）；而更重要的是，作为官方科学与民间传说冲突的具体表现，古生物造假多表现为一种填补行为——“满足了人们了解、触摸未曾亲眼见过的怪异生物的渴望”（269页）——这种行为背后的想象力，其实与科学活动本身并不矛盾：

那些质疑现有知识之确定性的矛盾证据并非反科学的。想象力翱翔于现有知识之上的空域，这一元素对于我们理解与学习的潜能而言至关重要。在创造性探寻的过程中，即使是差错也有其价值。正如杰克·霍纳指出的那样，“古生物学往往繁盛于发人深省的误读”。如果科学只有在证据自身存在矛盾时才能取得重大进展，如果放飞的想象力对科学而言是必要的，那么矛盾、吊诡的证据的产生也就并不总是悖理的，而可能有潜在的用处。与科学探索相结合的神话想象也许指向了人类理解未知领域的新维度。如此看来，一个骗局即一种假设。（同上）

到最后，梅厄将造假活动归结为“怀念消失世界”（270页）的乡愁，但我们也许可以得出更具现实意义的结论。历史上的著名造假事件——对科学解释与民间想象之间空白的填补——反映的是对空白的焦虑。如发生在1912年、曾让整个英国深信不疑的“皮尔丹人”骗局，实际上体现的是二十世纪初英国人对于霸权丧失之前景的焦虑；再比如自1947年“罗斯威尔事件”以来不时发现“外星人遗骸”的时间点，也多与人类社会本身焦虑爆发的时刻相重合。无论如何，骗局总会被时间拆穿。然而如果我们始终将所谓骗局与传说放在真相与科学的对立面，认为二者泾渭分明，那么在既有的科学范式无法触及的领域便会滋生新的传说与崇拜——或曰“迷信”。“没有到过动物园的几乎不能说是一个孩子，而从无神经紧张的也不可能是个成人。”（［阿根廷］博尔赫斯：《想象的动物》，杨耐冬译，志文出版社，1979年，第9页）经由《最初的化石猎人》我们可以说，古人同史前动物遗骸第一次不期而遇的震撼与孩子第一次来到动物园的惊奇大体相当——那正是他们探索世界的起点。而拒绝接受神经紧张的自我，也许是现代人裹足不前乃至精神分裂的一大根源。

（转自《上海书评》，作者：暗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