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叶嘉莹主编；陆有富注

索书号：I207.2/543

前人品评《苏轼词》，多从文学史角度入手，将其置于两宋词坛的语境之中，论其风格之婉约或豪放，或论述苏门弟子之词风流衍。我个人则将东坡词上升到美学高度，认为苏东坡之人格与诗文高度圆融，已然抵达中国士大夫的极致，并将其称之为独树一帜的“人格美学”。

回溯整部中国文化史，我最欣赏此三人：先秦的庄子，魏晋的嵇康，宋代的苏轼。皆因三人之文字与人格，已然成为令人心折的美学典范。三人之中，庄子超然物外，嵇康愤世嫉俗，唯有苏轼，既有文人士大夫的忧世之心，又有旷观豁达的出世精神。儒道兼采，文心合一。其文辞之美，皆源自其人格之美，故而我视其为秦汉以降中国士大夫古典美学的最高典范。

叶嘉莹在序言中将苏轼之人格特质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如同东汉桓帝时受命为清诏使，登车揽辔，遂概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一样，想要奋发有为，愿以天下为己任，虽遇艰危而不悔的用世之意志；另一种则是如同写有《逍遥游》和《齐物论》中之“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而不伤”的“姑射神人”与“栩栩然”超然物化的“梦中蝴蝶”之寓言的庄子一样的，不为外物之得失荣辱所累的超然旷观的精神。

在我看来，前一种特质乃是苏轼人格形成之立足点，而后一种特质才是将东坡与其他文人士大夫区分开来的美学精神。胸怀天下者有之，志于文、游于艺者亦有之，唯独能将审美人格与哲理思辨相结合之人，则世间罕有。

叶嘉莹曾将苏轼与柳永相比较，指出：“柳氏乃是在用世之志意与浪漫之性格的冲突矛盾中，一生落拓，而最后终陷入于志意与感情两俱落空之下场的悲剧人物；然而苏轼则是一个把儒家用世之志意与道家旷观之精神，做了极圆满之融合，虽在困穷斥逐之中，也未尝迷失彷徨，而终于完成了一己的人生之目标与持守的成功的人物。”可见，融合儒家用世之志意与道家旷观之精神，乃是苏轼的脱俗过人之处。

叶嘉莹又将苏轼词与晏殊、欧阳修相对照，提出：“早期之作如大晏及欧阳之小词，虽然也蕴含有发自于其性情襟抱的一种深远幽微之意境，但自外表看来，则其所写者，却仍只不过是些伤春怨别的情词，与五代时《花间集》中的艳歌之词，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分。一直到了苏氏的出现，才开始用这种合乐而歌的词的形式，来正式抒写自己的怀抱志意，使词之诗化达到了一种高峰的成就。这种成就是作者个人杰出之才识与当时之文学趋势及社会背景相汇聚而后完成的一种极可贵的结合。如果说晏、欧词中所流露的作者之性情襟抱，其诗化之趋势原是无意的，那么在苏轼词中所表现的性情襟抱，则已经是带着一种有意的想要开拓创新的觉醒了。”无疑，“词之诗化”正是苏轼的特异之处，亦能充分展现其文学变革自觉意识。

在我眼中，苏轼词恰好介于欧词与柳词之间。苏轼与欧阳修相比，两人皆有坚守自持的士人精神，而苏比欧多了一份疏放旷达；苏轼与柳永相较，苏欣赏柳的兴象高远，而舍弃其淫靡之气。多一分平正，则苏词有欧味；添一丝感怀，则苏词有柳风。

伴随着苏轼的一次次贬官，其“诗化之词“的境界节节攀向高峰。苏轼词带给历代读者的审美震撼，即根源于对内在人格两种特质的完美融汇，故而叶嘉莹言：“而在此高峰中，有一点最可注意的成就，那就是苏轼已经能够极自然地用小词抒写襟抱，把自己平生性格中所禀有的两种不同的特质——用世之志意与旷观之襟怀，做了非常圆满的结合融汇的表现。”关于两种特质的具体运用，叶氏解释道：“用世之志意”与“旷观之襟怀”原是苏轼在天性中所禀赋的两种主要特质。前者为其欲有所作为时用以立身之正途，后者则为其不能有所作为时用以自慰之妙理。苏轼之开始写词，既是在其用世之志意受到挫折以后，则其发展之趋势之终必形成以旷观为主之意境与风格，就原是一种必然之结果。

人生自古得意之时少，而失意之日多，不以旷观之心视之，何以处世？身处逆境，既不降志辱身，亦不萧索沉沦，以一己之人格美学光耀后世，这正是苏轼词留给我们最大的文化遗产。

（转自豆瓣，作者：智术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