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的《出梁庄记》，原本叫“梁庄在中国”。这两个名字各有其特点，后者是沿承其前作《中国在梁庄》，继写梁庄的留守群落之后，再写梁庄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外出务工者，是有“梁庄在中国”之谓；而“出梁庄记”，显然仿《旧约》中“出埃及记”，淳朴的乡民亦要去“寻找奶与蜜流淌之地”，但我们所能看到的，这其中并无“摩西”，亦无残暴的逼迫，实质上这股潮流是由时代转型所赐，大家更多的是身不由己，或主动或被动地走上了寻找之路途，而他们对前途、对“奶与蜜”的希冀与盼望，大多落入了茫茫然的失落与锥心的痛楚之中。

大时代的变动使中国的乡村无奈地陷落，而出走乡村的人们脱离自己的根脉来到城市中，却无法为城市所接纳，无论肉身还是精神都处于漂泊状态。离开梁庄的人们分布在许多地方，有北京、内蒙、青岛、西安、郑州、广州等，工作在恶劣的环境中，居住在简陋逼仄的出租屋里，有意无意地受到歧视，而且这种歧视有时是以很冠冕堂皇的形式出现的。梁鸿讲述有一次电视台做节目，“一群农民工小孩站在台上，主持人说要送给他们一个礼物，结果是他们很久没有见面的父母从后面抱住自己的孩子。这是干什么呢？这是恩赐恩典。难道见到父母不是最正常的存在吗？这只会让他们更加感受命运的卑微。”当主流社会以自以为好心的名义，实质却包含着习焉不察的歧视来行事时，或许更能说明出走乡村的人们所遭遇的大环境了。《出梁庄记》也提到若干年来电视里颇受欢迎的《双面胶》、《新结婚时代》等，多讲城里女孩如何和农村婆婆、亲戚的纠葛，倾向性非常明显，这体现了哪个群体的意识，不言自明。不要以为农民工看了无动于衷，那对他们的刺痛是潜移默化的，对立的情绪在双方面潜滋暗长，没有谁是最终的受益者。

焦灼与伤痛自然并不仅仅是心理层面，身体受到的伤害是最显在的。梁鸿因小时候的玩伴小柱的意外死亡，起意去寻找真相，于是有了青岛之行。许多乡亲在这里的电镀厂打工，包括曾经的小柱，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与氰化物（常见的有氰化钾和氰化钠，含剧毒）打交道，缺少必要的防护设备，无异于慢性自杀，小柱不过是最不幸者而已。但亲历者实言相告，“实际上也想回去，但不管咋说，比在家强”，他们处于这个社会的最下层，可选择的机会太少，更多的只能是逆来顺受了。虽然小柱是极端的例子，但他的乡亲们在外所处的环境之艰苦却是普遍的，梁鸿走访了内蒙、西安、郑州、北京、广州等地，梁庄的人们或者身处城中村，或者工作在高强度的工厂，或者于城郊荒凉的维修店存身，身体的劳作疲累是不言而喻的，更谈不上适当的心理疏导。他们尽管已经离开了农村，但对于城市而言仅只是寄居者，真正的城市空间对他们有意无意地隔离，不得不处于一个尴尬的半悬位置。回首中的乡村已然失陷，外面的世界又很难融入，这是一种两难的处境。

而这种艰辛却不是出走“梁庄”的人们应受的，因为整个时代亏欠他们太多太多。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农民一直以辛勤的劳作支撑着这个国家的运行，以最多的付出只获取极微薄的所得来维持生活（更不要说在饿殍遍野的年代，失去生命的几乎均为农民），他们是最大的牺牲者。而在大时代的转型期，乡村与农民的权益并未得到好的维护，他们为社会的阵痛付出了不应有的痛楚。人人生而平等，但他们的平等似乎等而下之；人人皆有寻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但他们的寻觅之途艰难得令人失语。如果说许多阶层或群体因遭受不公而发出不平的声音，那“出梁庄者”显然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默默劳作，默默受苦，甚至默默死去。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主动充当沉默者的代言人，但免不得心理层面的矛盾与纠葛。如梁鸿诚实地袒露自己，面对苦难，“我想逃跑。不只是无力感所致，也有对这种生活本身和所看到的镜像的厌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做哪一种选择……”，“我只想离开。只想沉浸在这悲凉的曲调之中，以逃避我心中的悲凉和清晰的漠然。就像我和小柱，就像我对待小柱那样，我们血肉相连，却又冷漠异常。我终将离梁庄而去。”

纠结存在于离开梁庄人们的内心，也存在于曾经的梁庄人梁鸿的内心，《出梁庄记》是一种尽力的记录，一种关于时代与“出梁庄者”的记录，但它无法提供解决的答案，因为这已超出了作者的所能，也超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所能。而声音的发出却是努力的明证，或许这只是铁屋子中的喊叫，徒然令聆听者苦痛，仍无计可施，但安知其不会引起某种力量的汇集，渐次改变这沉重痛楚的现状？

当下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现实，由其形成的对立不乏钝态的“尖锐”，而这种情况势必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宏观的调整势在必行，而点点滴滴的改良与关怀亦有着现实的意义。只有在全体国民的共同努力下，这个时代的“出梁庄记”才不会由苦痛走向绝望，而是迎向一个光明的所在，于每一个个体乃至整个社会，均为善莫大焉的事情。

撰文：齐物秋水
配图：宋朝 《矿工》系列
小编：Cla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