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2月24日  来源：珠江商报  作者：李健明

 

 

    中国科举制度分设县试、乡试、会试、殿试。县试第一为头名案首。乡试第一，也就是全省举人第一名为解元，第二名为亚元，第三、四、五名为经魁，第六名为亚魁，其他为文魁。所谓解元源于唐代，那时乡举都由地方将举子解送入试，第一名自然叫“解元”。会试就是全国举人考试，中式者为贡士，第一名为会元，也就是全国贡士第一，如明朝太师石肯人梁储。殿试第一则为状元，也就是全国进士第一名，如明代的杏坛右滩人黄士俊和清代的杏坛光华人梁耀枢。

 

 

    据现存资料统计，在顺德历史上，自南宋到清末，顺德共出文举人2015人，其中43名文解元，12名武解元。按年代算，宋代10人，元代2人，明代10人，清代21人。武举人明代2人，清代10人。

    在明朝276年间，顺德共出举人696人。明代开科共89次，即顺德平均每科中7人。清代295年间，顺德共出举人1265人。清代开科112次，顺德平均每科中11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295年间，解元的数量也达到高峰。如雍正13年间，顺德共有解元3名。乾隆60年间，顺德有4位解元。嘉庆25年间，共3名解元。道光30年间，共有解元4人，即使是光绪34年间，顺德也出现解元4名。

    按清代科举共112次计算，雍正年间，广东应有解元5名，顺德占其三。乾隆年间应有20名解元，顺德占其四。嘉庆年间共应有解元8名，顺德占其三。道光年间应有10人，顺德占其四。光绪年间应有11人，顺德占其四。全省共有112名解元，顺德占21人，占全省解元人数的21％，是顺德明代解元占广东比例的一倍。

    再看武解元，清代乾隆60年间，顺德共有武解元7人，其中4位是桂洲人，2位是容奇人，道光30年间，顺德共有武解元3人，其中2位为桂洲人，1为是均安仓门人欧阳镛。

    不难看出，在经济高速发达的清代，顺德不仅走出150名文进士，60位武进士，更涌现出1265名文举人，329位武举人，可谓文兴武盛，弦歌不绝。可见，经济的繁盛，催生出大量文化精英，而经济的持续发展，其背后却有赖大良涌现的各路英才有力的支撑。

 

 

    在对这些文武解元分析中，一个有趣的现象也颇为引人注目：43名文解元只有15人考中进士，比例为35％，12位武解元只有2位中进士，比例更低，只有16％，当时科举筛选程度的苛严可见一斑。

    在所有文武解元当中，龙江龙山人最多，共有13人，县志说此处“文物甲于一方”可谓一语中的。陈村其次，7人，伦教次之，4人。武解元桂洲6人，容奇3人，占大半壁江山，因此县志也说此处“武科尤盛”。

虽然这些举人精英首战告捷，但是，在涌动的举子当中，不少默默无闻却屡屡后来居上者却让人眼前一亮，如后来成为状元、探花的梁耀枢、李文田和后来成为武探花的胡经纶，他们在乡试都不显山不露水，直到金殿大比才时名扬天下，这些科举征途上的欢戚喜悲确实充满戏剧色彩，可见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不过，现在看来，曾经笑过，也算不枉此生，虽然那不是最后一笑。因为清代举人录取十分苛严，当年江南乡试，录取比例为千分之一，入选举人真可用“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来形容，而成为解元更是万里挑一，故古代就有“三场辛苦磨成鬼，功名二字误煞人”来尽道其中辛苦。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中国文化史上可算出类拔萃，他23岁考上秀才，40岁考中举人，43岁方中进士，因此他有一方“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闲章，其中悲喜，不言尽喻。

 

 

    不过，作为打破门第限制，跻身主流社会的唯一通道，人们虽白首穷经，仍不悔不倦，况且，当时科举的魅力确实诱人，我们不妨看看中解元的盛况去了解一二。

明代以来，都以五经取士，每经以第一名为经魁，此俗一直延续至清代，因而五经取士废除后，人们仍习惯称乡试前五名为“经魁”。

    写榜人一般为德高望重在公堂进行。清末曾中断十二年的江南乡试重开时，就是敦请手定东南的曾国藩来书写。书写时先写第六名，然后按倒序写到第一名。待到第一名写出，有关人员便点燃巨大红烛。此时，五位打扮得大头凸额，眼深颌长的“怪人”从厢房走出来，他们面涂朱砂，口挂红须，头戴乌纱，身穿紫红袍，这便是人们熟知的文魁星。当解元名字唱出时，鞭炮鼓乐齐响，五魁起舞，这便是解元心醉、观众欢呼的闹五魁。

    放榜时间也颇讲究，一般为寅属虎，辰属龙，暗喻登上龙虎榜之意。

于是，金榜便在喧闹声中张贴在贡院门前，此时，新科解元便在万人瞩目中接受四方祝福，其“一朝成名天下知”，的吸引力确实难以拒绝。

    新科举人除可继续准备考进士外，还可通过拣选、大挑、截取等方式进入仕途，如左宗棠就以举人身份成为封疆大吏，而顺德的邓华熙也以举人资格成为云贵总督。当然，不少举人至少可通过严格筛选搏个县官或教谕当当，温饱车马问题都解决了，终于实现“脱去蓝袍换紫袍”的人生梦想，但更多人继续拼杀，希望大魁天下。

    顺德在113次举人考试中，每五科就有一人为解元，可见其当时清代顺德雄厚的文化实力与不凡的应试水平。

 

 

    在众多解元中，有两位前辈值得大书一笔，一位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龙江人张锦芳，他三十三岁中解元，四十二岁中进士，此人“学问博洽，效崇经术，通《说文》，喜金石文字”，被纪晓岚，翁方纲等人视为“岭南奇士”，因而他入翰林院后“京中罔不知有药房者(张锦芳的号)，钦其品，重其学，不第以诗也”。他与钦州冯敏昌，均安胡亦常被合称“岭南三子”，后来，当时管理广东文化教育的大学者李文藻将他与大良黄丹书、陈村黎二樵、番禺吕坚合称“岭南四家”，且名列首位，可见其实力不凡。张锦芳书画兼精，李元度讲他“为山水，花草兰竹无不入妙，写梅花尤工”。张锦芳在清末文艺领域占有不可低估的地位。

    另一位乡试解元是伦教何惠群，他虽后来中进士，任知县，但他更喜诗书琴画，而象棋水平更堪称一绝，被誉为“国手”。不过，这位解元最被人传颂的是他创作的南音《叹五更》。南音是在木鱼歌、龙舟歌基础上再融入江南弹词和南词曲词形成的一种以广州方言演唱的说唱艺术。当时的文人雅士中大多用于吟风弄月，井无太多深刻社会意义，但何惠群却以优美的笔调，徐徐道出一位青楼女子五个更次的清夜心声，委蜿凄清，一叹九曲，叫人拍节轻和，久难情遏，怪不得当年风行一时，至今仍诵。我们不妨略抄一二，以领略其文才风流：初更才报月生低，怕听林间个只杜鹃啼。二更明月上窗纱，虚度绍光两鬓华。三更明月桂香飘，记得买花同过个度漱珠桥。四更明月过雕栏，人在窗前怨影单。五更明月过墙东，倚遍栏干十二重。确是词出唐宋，哀感顽艳，又充满岭南词曲韵味，令这位解元在以政绩名垂青史之余，也以《叹五更》在文坛狠狠地火了一把。

    顺带一提的是祖籍杏坛麦村，后来在佛山梁园长大的梁冠澄。他在光绪十九年考取乡荐第一名成为解元。梁冠澄不仅学识渊博，他更与麦孟华、左公海等人一起在“公车上书”上签名，成为18位参与公车上书的顺德籍举子之一，可见顺德解元不仅文采出众，且关心社会，铁肩担道义，辣手写文章，绝非不闻窗外事的冬烘腐儒。

    在我们关注状元榜眼的同时，也不妨将目光投向那两千多位精彩纷呈的解元举人身上，因为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中，我们也能体味出另外一种人生况味，因为他们更贴近我们的人生，也更能让我们回溯出顺德昔日的一种特有的文化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