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26日 来源：珠江商报 作者：李健明

 

 

    温肃身历多朝，抗战期间才去世，是近代顺德人熟知的人物，尤其是相传他手抱溥仪登上龙廷，再加上他毕生未剪的脑后长辫，自然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虽然人们对他参与张勋复辟和伪满活动不无微言，但作为翰林学士出身和担任南书房行走的读书人，尤其是担任湖北道监察御史的一年多里，上奏疏摺多达63份．这些或短或长的奏折里大到涉及国家政策制定，小至为京官提前发放俸米的建议，林林总总，包罗万象，但字里行间却不断地组合着个忧心天下，力斥庸愚，不避权贵，直言不讳的形象，并通过压在纸背上那密密麻麻的文字渐渐凸现清晰并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

 

    

 

 

    清末，庆亲王亦劻一言九鼎，因而大臣每次议政，大多议而不决．若亦劻不到或一言不发，他们都只好唯唯诺诺，作为监察御史的温肃直言上奏指出这“徒有会议之虚名，不足收集思广益之效”，因而他上奏建议摄政王载沣出席会议，“令诸臣各抒己见”。清末到处都充斥着文恬武嬉，空言虚议的氛围，而耿直的温肃却能出言谔谔，且直指权贵，很多人都为他捏一把汗，但他昂然上诉，这让人想起也是顺德人的何藻翔，当年他也冒着极大风险弹劫尚书孙毓汶，历数其六大罪状，成为传诵一时的直臣。

    此处需对监察御史制度略作解释。封建时代地方监察官直接由中央监察机构统领，由中央任免。作为“天子耳目”的监察御史具有相对独立性，监察机构的权力来自皇权，奏章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其权力可大可小，全凭皇帝的睿庸喜好。因而温肃虽是湖北道监察御史，但仍能纵论朝廷诸事而毫无顾忌。

   在关于新军耗费大量钱粮一事上也折射温肃作为一名正直知识分子和清正官员的良知。他说：治军之道，饷欲其优而用戒其滥，盖滥则士不知恩，而骄惰易起，非徒为节省计也。他忧心忡忡地告诉皇上：各省创办新军垂六七年，成军不及二十镇而岁耗已达四千六百余万两。又指出，日本练军一镇，不逾百万。湖北练军两镇亦不过一百五十万两，而当时许多官员虚报预算和弄虚作假，如“帐篷价现已一律建筑营房”而“报销仍按八个月更换一次”，他讲这些钱财“看似零星小数，苟逐一厘剔，为数亦复不赀”。因而他建议“派大员前赴各镇督同陆军监理财政官，切实厘定每年提出之款”。他估计“可得千万两以上，于将来添练各镇不无裨益”。实在是开源节流，深谋远虑的计策。

    此外，作为一名忠心耿耿的文臣，他常在一些别人看不见的细节上入手，为朝廷国家的未来而出谋献策，如他建议让深识朴学之通才在那些清贵王族大臣左右，与之讨论，令其受益，他还举例当年曾国藩、胡林翼“每日军中办事毕，必阅通鉴性理诸事，且招耆儒硕德，互切互磋”。康熙乾隆等皇帝也“令儒臣进讲不辍”，他说，昔日皇帝大臣筚路蓝缕，戎马倥偬，犹能见缝插针，补读未见书，而现在时宽势裕，重臣们抽暇进修，多不致有妨公务。这一建议，对于当时忙于日夜纵酒，歌舞升平的现状确有针对性，且着眼未来。正如他所讲：负重任必须大才，而才必出于学。固非往日章句之末，亦非近时学堂之科学，乃经世之学。只有这样才能“劻辅王室”，也是千秋大业的根本大计。

 

 

    此外，一些王亲贵族他也胆敢指名道姓，直斥其非。如肃亲王耆善在家中演唱大戏，温肃认为“身为亲贵，罔知自爱”，“粉墨登场，与诸伶杂演”，有失身份，且他在城外建造戏台，温肃更觉得“时事艰难，该亲王管理民政，尤不应导民奢游，致伤风俗”，因而他觉得“实不足胜民政尚书

之职”。

    后来，他听说湖广总督瑞瀓在租界建房，温肃趁回家探亲之机，来到上海，果然看到此屋“楼台花木，甲于沪滨中式样式，各极奢侈，不禁浩叹”。他在奏折中讲：现任官于所治下置买房产，已干例禁，况此地系外人租界，瑞瀓身为该省巡抚，且系满洲世仆。他进一步斥同：营此一房，意欲何如？于是奏请皇上“按律惩办，以警其余”。

    民政大臣桂春面对腾升难遏的米价无法控制，更扬言满汉将有仇杀一事，令人心大乱，“以致数日之内迁徒纷纷”，温肃严厉地指出若再有奸人乘机骚乱，“则京师人海可立成瓦解之势’，因而他认为，现在国家多事，京师为根本重地，该大臣既无应变之才，复非大臣器局，实不胜民政重任应请旨立予罢斥。

    可以看出，温肃对于那些尸位素餐、缺乏自律的官员确实深恶痛绝，即使是皇亲国戚，他也犯颜上谏，毫不留情，因此，当时很多身居不正，心怀鬼胎的官员对他又怕又恨，而皇帝的族弟溥心畲却作诗赞他：“不见岭南温御史，袖中白简冷如霜”。不过，对于那些忠肝义胆的仁人志士，温肃却推崇备至，如邓世昌牺牲十多年后，温肃深感后生小于已不认识其惨烈死节一事，再加上当时朝廷起用海军旧人，温肃认为，“欲振尚武之精神，宣沛教忠之典礼”，建议重新树立邓世昌的形象，因为他确实是“吾国海军之冠”，更可树一国军人榜样和弘扬军威，而他后来隐居龙山而对陈邦彦等反清志士的颂扬文章也折射出他对这些鲠直忠纯人士的尊敬与颂扬。

 

 

    在人们心目中，这位拖着长辫子的前清遗老肯定是满脑子腐朽观念，其实，从大量奏折和文章解读后，其结论却恰好相反。他对国家大势，朝廷利弊，外国变化，民间实情都了如指掌，再加上他论事正平客观，为事雷厉风行，且轻重缓急，有条不紊，深得皇帝器重。

    如针对当时社会吸食鸦片，屡禁不止的现状，他提出三个计策：禁种、禁吸、禁运。不过他更推崇禁种与禁吸。他认为，禁吸必须重罚，处以两月拘禁，则痼疾自绝。他觉得此法可推行的最大原因是：凡吸烟之父母妻子皆愿其戒，而吸烟者又断不能聚众滋事。而禁吸成功则禁种与禁运都不攻自破，可谓釜底抽薪，一举数得。可惜当时国弊渐深，积重难返，朝廷如沉疴残躯，济世良方也回天无力。

    当时，温肃发现国库渐空的满清朝廷还存在着这一大问题，就是大清银行的主理们挪用官款，私调国库，温肃查明后立即挥笔上奏，他分丝拂缕地指出：黠者高抬地价，以作押款，如买地一万两，印契时虚报三万，官不之查也。印契后即持此三万之契往银行押抵，行中利其花红之厚，遂不问其地价之实值若干，轻于放出，故一司理人，平分红利至三四万两。语虽平稳，但不难听出那急促甚至有点愤懑的气息，因而他建议立即整顿国库，保持银行信誉，维护国家利益，这种掷地作金石声的真知灼见，在当时爱财贪命，醉生梦死的末世风雨中可谓难能可贵。

 

 

    在昔日众多论述中，都谈及温肃不喜新政，形象近乎守旧，其实，在《新政流弊宜急酬补救摺》中，他反对的是那些“假新政之名以便其私图，以纷更为振作，以涂饰为文明，以嚣张为士气”的流弊，而当时因新政风行一时，令“正人君子咨嗟太息而不敢斥其失”，但他目睹“民怀苟且之心，士多叫嚣之气，吏治则十羊九牧，国计则百孔千疮，祖宗以来廉政俭勤之风数年间扫地以尽”的现状，难再保持沉默，于是上呈了这份一万多字的奏折，提出平息政府内讧，调和党派纷争，对军政赏罚分明，保持传统教育，多练陆军，多设炮厂等建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从外国飞机日精月异的趋势中敏锐地感觉到未来战争不在海上，而是在空中，因而提醒皇帝“尤宜注意”。虽然在这奏折中温肃对当时匆匆上马的一些措施，如引用国外教材，留学生一回国就官居四品等不无异议，但作为一名正直的知识分子，其直言不讳，独抒己见，克己济民，力行不悔的精神，以及力求上安下顺，弊绝风清，防范未然，指陈当世的行为确实应让我们对他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