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萧易著

索书号：K872.71/10

 

 

历史上的古蜀国，位于岷江流域上游，由原始部族兴起，逐渐发展，形成封建制国家。蚕丛氏是首位国王，历经柏灌、鱼凫、杜宇、鳖灵五任氏族国王，终因秦惠王征伐，致使由荆楚人举族迁徙而建的古蜀开明王朝败亡。随着人口迁徙与文明交错，古蜀国文化汇入了浩瀚的中原文化之中。其后千年，蜀地文明依然在中华文化中熠熠生辉。

 

萧易的《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正是作者通过多年对四川境内考古遗址的近距离考察与寻访，由古蜀国文化出发，依据“历史、科学、艺术”这三个方面的考古价值，向读者充分展示了历史上蜀地文明对中华文明做出的贡献。

 

作者选取了近十年来在考古作业中具有代表性的考古事件，以断代史为单元，将内容归纳在先秦、秦汉、南北朝、唐五代、宋代和明清等不同的年代主题里。有趣的是，在书中，我们并未发现与史上有名的元帝国有关的考古事件。不知可否认为，元朝统治时期，蜀地受外来文化侵扰并不明显，因此，无迹可寻。又或，尚待发现。这个问题，希望未来的考古发现来解答。

 

书中每写到一处考古发现，都会标明发掘时间，最早发现可以追溯到清朝。“清光绪壬午年（1882）的一天，成都西门外半里万佛桥，有个农民在地里劳作，突然，‘咣当’一声，锄头碰到一个硬物。挖出来一看，原来是个残破的佛头。”

 

在万佛桥发现的阿育王像，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的一件。蜀地出土文物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蜀地考古之所以受世界瞩目，当是古蜀国文明带来的荣光。2021年3月进行的三星堆遗址再发掘，令古蜀国再次成为了考古界的热点。

 

早在1995年发现的宝墩遗址，时间可追溯至公元前4500至3700年，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三星堆文化相当于夏商时期，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存在于商末周初。作者总结得非常好，“如果将三星堆文明比喻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宝墩文化就是孕育它的土壤。”

 

因此，本书中作者首当其充的第一篇，便是在“先秦”里写的“宝墩遗址：改写中国文明版图的史前古城”，之后又写“纵目之神：三星堆的青铜时代”、“金沙遗址：沉睡千年的古蜀王都”与“载魂之舟：追寻开明王朝的背影”。仅此四篇，一气呵成，足以成为给读者的古蜀文化连续考古序列指南。在钦佩作者对考古资料使用熟练的同时，我们也要感叹，通读四篇内容，几乎可窥见一个完整的古蜀国文明。

 

在宝墩文化的丰饶土壤之上，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不论是立人、纵目面具，还是人像，都展现了古蜀国战争、艺术，乃至死亡的状况。然而，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美玉和黄金，也凸显了古蜀国的富绕。

 

从已出土的文物，我们可以判断出古蜀国是个王权与神权并重的国家，最终王权战胜了神权，古蜀国的人们在世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虽然古蜀国有自己的信仰与精神世界，但与其它文明的交流却十分活跃。

 

在金沙的墓葬里，我们发现了由良渚文明而来的十节玉琮。在2021年5月的金沙考古通报中，发现玉琮的石料竟来自于辽宁的岫岩。那么，这只玉琮是如何由北方至中原，再至西南蜀地的呢？是原材料的交易，还是实物由征战、朝贡而得呢？文明的谜底，等待有人开启。相信古蜀国会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上，给予我们更多的惊喜。

 

古蜀国融入中原文化之后，依然保留了自己的特色。秦汉时期，蜀地的墓葬方式尤为独特。蜀地依山傍水，墓地可选在崖上开凿，也可以在水边用船棺。德阳中江县的东汉壁画墓和凉山州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便是当时安葬方式多种多样的佐证。据说越南也发现过类似船棺的文物。因此，古代蜀地不仅与中原、西域有交流，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越南进行的文化交流，也有据可查。

 

考古绝非盗墓，对于考古人来说，每一处考古发现的地点，物件的摆放位置、器型，甚至色彩、颜料都是考古研究的珍贵资料，价值无可估量。就像这本《寻蜀记》，从增加对人类文明的了解，到开拓考古科学的眼界，均对读者大有裨益，是本“难寻”的好书。

 

原载《南方教育时报》作者：Shirleys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