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李怀印著

索书号：K250.7/63

 

 

“中国”二字，它的内涵和外延承载着太多。周代青铜“何尊”之上有指代都城的“宅兹中国”。在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中，“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出现在外交文献上。辛亥革命中，“中国”正式以“文化正统”的含义作为了国名，轰轰烈烈走入了现代。

《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李怀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史观与洞见

 

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及政权合法性，是一个严肃、真切但在大多数时候浅尝辄止的话题。它是政治家们运用实用主义史观长袖善舞的领域，也是很多研究者不太愿意正面剖析的课题。在我们的日常语境中，它时常陷入妖魔化、崩溃论、自嗨体的主观语系中去。

 

1600以降，尤其1840年以后的这段中国近代史，同样成为各方用以宣传的政治工具，在不同的宏大叙事的背景下，纳入符合自身主题的叙事，不符合自身主题的则将其隐去。同样的一段历史，持不同的历史态度，再掺杂进意识形态等主观因素，将呈现不同的样貌。

 

因而，史观，是阅读此类专业与通识著作的重要着眼点。

 

本书《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作者李怀印，在多年前其的一部著作《重构近代中国》中，充分展现了其“在时、开放”的史观：在时，就是不做“事后诸葛亮”，不以结果倒推原因；开放，则避免了宏大叙事中横空出世的历史必然，能够容纳不同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超越意识形态推定论和线性线索决定论。

 

李怀印是最早提出现代化史观的学者之一。与现代化史观并列的，有革命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社会史观等等。好的治史学者，穿畅其中又不乏合纵连横。

 

简化与建构

 

作为历史、政治研究的学者，作者选择《现代中国的形成》这个命题，至少要解答三个问题：在规定时间段中国的历史特征是什么，中国的走向沿着什么样的方式来展开，采用的什么分析框架及学术资源。

 

高明的答案永远从缩小问题的范畴、建立梳理的逻辑开始。学者选取的方法是简化，把1640（1600）以来的纷繁复杂的历史和治理结构，以国家形成的基本要素和“地缘政治、财政军事、共识与认同”这三个分析维度，来叙述国家的生长和运动。

 

简化，意味着回归常识、从“发生学渊源”复位，从历史进程中建立分析的学术治理方式。这也是本书作者能够解决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问题上，历史与逻辑之间的矛盾的方法：

 

“抛开制约人们认知过程的那套逻辑，回到历史之中认识真相；了解这套逻辑本身是如何被建构的，并且如何被用来建构历史的……我们才能把自己从这套逻辑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针对风靡全球的“帝国——民族国家二元论”观点，李怀印从容地通过大历史视角与“地缘、财政、政治”的图景进行再次建构：中国的个性在于，他并没有经过从分裂、崩溃、联合这一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进程，并不是帝国——民族国家的线性发展路径。硬要以西方既有民族国家理论来套，无法解释从过去到当下的中国稳定性结构。

 

因而，在科学的史观之上，作者的研究方法体现了历史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的色彩，渗透在认同、共同体和观念塑造的章节中。而比较分析法，则被作者贯穿到近代欧洲的国家进程中，并在与奥斯曼、萨法维和莫卧儿帝国的比较中着重采用，将“中国路径”从可比性、不可比性和反差中显影。

 

简化，是描绘人类思想和付诸行动的地图。在这之内的图景，与读者一起细琢。

 

合法性与正当性

 

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研究体系中有一个基本概念：一个完整的合法性，包括法律上的合法性，和道义上的正当性。前者需要条文、合约、行为体认同的支撑，后者包括自然法则、伦理规范、历史延续上的支撑。

 

作者即将中国建造图景的“历史正当性”，放入了这本书的关键语境中。

 

作者认为，当下的中国，是1640（1600）年以来的要素因果的总和。类似于新中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出于具体施政原因人们会进行对立，但回到历史的视角，它们是继承关系。

 

作者从历史的纵切面论述了这项“中国继承”的三个关键环节：汉人和其他族群的关系(保有稳定的疆域)，中国和外国关系（接受现代主权国家制度），中央和地方关系（不断重组到重新建立集权）。

 

在此进程中，清将由明继承的以汉人为核心的版图进行了扩大，成为一个疆域稳定的多民族正统朝代；从军阀派系到国民党北伐实现了自下而上、由地方力量逐步统一的进程；以集中控制经济与财政资源和分散控制人力与后勤的共产党政权得以建立——这三个主角，在历史中承前启后。

 

主权，更多是一个权力和利益概念；民族，更多是认同与辨识的观念。面对诸多或是支支吾吾、或是暧昧不清的迷思，诸如为何拒绝西方代议制民主体制、为何不接受苏式民族自决、究竟是不是继承了过往帝国的衣钵，作者的“历史正当性”叙述，能够解释“中国”这个行为体的独特性，及其没有被纳入西方主流话语体系的缘由。

 

话语体系的建设，是一点一滴的事情。我们在面对白人至上论、欧洲中心论、西方代议民主制的时候，会有些不安与反驳的冲动，但是只有一套或几套官方语言是不够的，只有点滴教科书的认知是不足的，用“拿来主义”举起他人现有的大棒也是生硬的。

 

诸多史学家的科学论据，以脱胎于历史的遗产，来正面叙述和回应，也成为很多领域的法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爱好者供应观点的基础。

 

经验与未曾经验

 

我们都存活在历史的经验中，也必须共同面对未来的不可经验之物。现实、也即当下，是过去与未来共同铸造的“关键时刻”。

 

近代史学者李时岳在曾说，“对现实的新理解不能不引起对过去历史的再认识，这既是历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这是我们位于中国人这个视角，所必须要思考的。

 

作者李怀印并没有陷入多数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多注重理论分析，少关注当下现实的窠臼。他对当下“现实中国”充满着强烈的理解和关怀，对中国尚未完成的、终端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充满期待。

 

从近当代到“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中国及其成因，是可以摆在台面上说的。它不是颂扬性质的论文，也不是虚幻美好的祝酒词，更不是佶屈聱牙的科研报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在最后一章《历史地认识现代中国》中，作者从二律背反的发问中寻求历史的实践答案。

 

曾经有一个英国的推特用户发文写道，“中国很快就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将是第一个不靠殖民、奴隶制和种族屠杀起家，而是靠努力、健康经济和高效治理来达此成就的大国。这本来应该为中国赢得喝彩，却招来了西方的嫉恨。”

 

这是当下。如果不曾理解“他们在军事扩张和征服，我们在向内征税”的过去，就很难理解不久前的“剪刀差”这种难以接受的牺牲。如果不能看到全球化时代，东西方世界的国家共同面临诸多重大挑战，权力与利益的边界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就很难正视诸多行为体努力维系国际组织、树立全球价值观、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呼吁和脚步。

 

推荐这本《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也是期望与大家建立更为沉静的视角，将历史与政治进程中的拐角与闪光，内化为自觉的思想认识。

 

这是学术中治史的好样本，也是现实中我们身份认同的源泉之所在。

 

作者：susuk（来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