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袁远著

索书号：I247.57/26325

 女作家袁远的长篇小说《吾儿吾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2月）以“小升初”政策调整这一“事件”为引子，带出了多个家庭在这一事件中的情绪和反应，平静而稳定的生活被打破，层出不穷、一环套一环的大小“事件”，在小说的时间线里循环而生，父母和孩子如何在残酷而现实的矛盾里逐渐和解？一个“小升初”的漫漫上岸路如何深刻影响中国的家庭生态？袁远精心设置了多个交错起伏的事件，并在小说的时间线里，一一揭开“天下父母”身心里隐秘的痛与爱。袁远要写“天下父母”和“吾儿吾女”这个大课题，理应“男女”兼顾。但《吾儿吾女》在情节和情感上的呈现，很明显地呈现出了一种“重女轻男”的色彩。是袁远女性作家的性别意识使然，还是有意为之？这是现实的自然募写，还是虚构的有意识加工？从书评人庞惊涛和袁远的访谈中可以一窥究竟。

庞惊涛：细心的读者一定会注意到，《吾儿吾女》中的“父亲”大多是缺位的，你是想批评当代父亲对教育的“不在场”？

袁远：倒是没有刻意如此。书中的很多所谓“问题”孩子，一部分由于父母离婚随了母亲；一部分虽然家庭完整，但父亲工作太忙，顾不上；还有一小部分，就是父亲角色压根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和感情去“顾”；最后还有一小部分，基于传统家庭伦理达成的分工默契，母亲自觉地担负起了孩子教育的重担。从我的经验来讲，在教育问题上，父母两个只要有一个疲沓地退出，另一个只得毫不犹豫地顶上——而顶上的那一个，通常情况下是母亲，父亲角色即便对孩子的教育有参与、有介入，也是一种浅尝辄止的游离状态。


庞惊涛：我在《吾儿吾女》里注意到了一个父亲的游离状态，就是苗知禾因为在在电脑上写小说而和母亲刘梅玉发生冲突，这时，刘梅玉丈夫蹿了过来，立在门口，刘梅玉并不理会。一个“蹿”、一个“立”，活化了父亲这个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情态。

袁远：刘梅玉的不理会，其实也是大多数母亲角色的不理会：对沉默的父亲角色的不理会。我一方面并不太敢给父亲留下太多的教育空间和表现，这缘于我对写父亲角色确实力有不逮，另一方面，基于我接触到的很多现实案例，使我对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有清醒的认知。

另外，从写作的现实难度来讲，我不可能在一部小说里对“父母”角色平均用力，让他们在故事和感情里去平分秋色，我必须有所偏向和侧重。另外，小说必须超越现实，通过加工完成人物和情节的再造，以使读者对人物有所判断、生出区别和投以爱憎，以避免让笔下的人物堕入面目模糊甚或千人一面的困境。

庞惊涛：这里或许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作家自己在作品里的性别投射，作为写作者的女性角色，让你天然地把写作的情感偏向了女性？

袁远：这个问题，我曾经和翻译家、诗人蓝蓝作过交流，我承认我的女性写作偏向。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写都市里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也主要以女性为主，这应该跟我的生活环境和自己是女性有关。身为女人嘛，对女性的内心世界就会有比较深切的体会。或许有人认为，女性的世界总体而言很狭小，无非情感、婚姻、家庭，到今天依然如此。但我认为，恰恰因为女性从古至今都在乎这些最基本的东西，这个世界才有一个恒定的根基。写与女性世界相关的情感、婚姻和家庭，这应该是我的小说的主题取向。从《亲仇》到《吾儿吾女》，这样的脉络似乎再清晰不过。如果说，《亲仇》及其以前的无数个中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世界主题，还很“狭小”的话，那么，我希望从《吾儿吾女》开始，让女性世界的主题就变得阔大起来了。“天下”不是我的野心，只是我在“狭小”里写出阔大的文学理想；而“父母”正是女性世界里，围绕情感、婚姻和家庭这些主题里的核心人物，它们可以归并为一个主题，即女性关于“家”的永恒叙事。

庞惊涛：从女性写作，到“家”的主题，这又是一个关键词。

袁远：无论是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还是陈忠实的《白鹿原》，或者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充满了厚重的家族叙事。但我们这一代作家，是眼看着“家族”概念坍塌的一代，城市和乡村的大多数人，不得不从“家族”的概念里，退回到个体的“家”的概念。“家族”观念的淡化，“家”的观念的形成，呼应着传统“父权”的丧失和“女权”的平等崛起，评论家梁鸿说过：“这种文化的游离感、冲突感和自我存在欲望恰恰是90年代以来的文学共性。”事实上，“家族”观念和“父权”的淡化，为我们这一代作家“家”主题的写作和女性写作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基于这种理论背景，我的女性写作，一部分缘于自我选择的自由性，另一部分当然也又时代驱动的必然性。

庞惊涛：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剑梅也注意到了这种女性写作主题的必然性问题。在她的文学评论集《小说的越界》里，她谈到了女性写作下的“家”的忧伤：“大多数女性作家的写作都比较喜欢围绕‘家’的空间以及‘家’的情感和生态......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女性是家中的精灵，是安抚生活中所有伤痛的阳光，是宁静有序的平凡人生的维系者，是家族血脉的传承者......家给女性留下的日常碎片、无尽的孤独、难以填补的空虚、心灵的伤痛，常常是女性作家书写不尽的叙述空间。”她的这段评论充满了对女性的肯定和赞美，但更多的却是同情。在《吾儿吾女》里，你有没有对母亲角色的同情？

袁远：我在写作中带着与人物的共情，那些由于教育问题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以及由于这些矛盾和冲突所造成的日常碎片、无尽的孤独以及难以填补的空虚和心灵的伤痛，都是我试图在《吾儿吾女》里藏下的隐主题。我没有体验过怎么做母亲，我希望以此完成对“天下母亲”的情感援助。

庞惊涛：我唯一看不透彻的是：《吾儿吾女》中竟然存在一个对所有教育问题都能优游从容、正确应对的母亲米颖，而她的女儿采采则几乎是整部作品里唯一一个没有“问题”的乖乖娃。这是不是你刘剑梅的理论，试图“用不同的叙述手段，让女性建构的自由生命空间一次次逾越传统家庭的界限，勇敢而坚决地挑战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定和限制。”的一种刻意表现？

袁远：现实生活里，必然存在这样的“乖乖娃”和从容应对各种教育问题的母亲。我是想说，米颖和采采形象的存在，让《吾儿吾女》“家”主题的叙事，去洞开一种“越界”的可能，越过“家族”和“父权”的桎梏，也越过自己的女性写作局限。

庞惊涛：关于“家”的叙事取向，未来会发生变化吗？

袁远：在这个永恒的母题里，我已经尝到了甜头，也找到了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一个空前宏大的女性写作空间扑面而来，让我大有应接不暇之感。这个时代的中国女性，处在一个巨大的文化和道德的断层上，身处这个时代，中国女性的内心世界和方方面面的东西都值得挖掘和表现。那些不那么眩目、被遮蔽得较多的女性在“家”的结构里感受到的困惑、疼痛和绝望，会一直我不变的写作取向。继《吾儿吾女》之后，一个继续围绕“家”这个永恒叙事主题的长篇小说已经启笔了，我预计这个长篇至少会有3年以上的写作周期。

庞惊涛：但我担心，限于“家”的写作，会不会影响你走向更宽广的外部世界？

袁远：实际上，围绕“家”的周围，就是一个宽广的外部世界。我能看到“家”的周围存在的陷阱、暗算和斗争，这些陷阱、暗算和斗争，可以让作家多面、复杂、甚至世故，作家要饮得烈酒，看到暴力，包容卑贱，要对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社会演进的逻辑和理路做到驾轻就熟；要拥抱光明，也要看到黑暗；要礼赞善良，也要接受险恶；还需要走出都市，在乡村甚至都市的边缘地带，去审视那些流动着的“家”的状态。在这种情境下，作家的男性或者女性角色正在淡化，或者被消解。因为一旦暗示或者确认性别，我们的写作就很难自己打败自己，也更容易遮蔽眼光，当视野不及的时候，我们就只能沉湎或者陷入到自己的经验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也反对将我的写作单纯地归为“女性写作”。

庞惊涛：王安忆说：“主流生活已经格式化，唯有往主流外面的边缘地带去寻找艺术的对象。”未来十年，将是你文学创作的关键周期，我期待你的旁逸斜出、别出心裁和奇峰耸立，因为现实的“时间”是如此紧迫，你自己等不及，读者也等不及，时代也等不及。

袁远：谢谢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