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李硕著

索书号：K203/607

 

   中国有两句古话，一句是“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一句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我作为岐山人，《翦商》中的很多历史就发生在我的故乡，但不读历史，就永远不会知道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故事。所以，那些年在关中意外出土的很多青铜器，都被我们当地农民当废铜烂铁卖给国营生产资料公司，有的真就焚琴烹鹤，被拿去炼了钢铁。

 

很早时看过李硕写的孔子传，也就是《贵族的黄昏》（增订再版名为《孔子大历史》），这两年陆续看了他的《南北战争三百年》《俄国征服中亚战记》和《南北朝启幕战史》，这几本书对我写作《历史的细节》有很多启发。

 

《南北战争三百年》中对中国古代骑兵的冲击战术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从汉匈战争到肥水之战，这场冷兵器时代的“军事革命”影响非常大，让人耳目一新。

 

《俄国征服中亚战记》和《孔子大历史》一样属于改写，优点是对武器技术的革新如数家珍，这让人对这场战争有了一种技术方面的认识。19世纪下半叶正处于无烟火药引发枪炮革命的关键时期，如果说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因为武器落后而败于英法，那么接下来，他们相对于中亚游牧汗国的武器优势又让他们势如破竹。 历史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经历过专门学术训练的李硕在这些写给大众的通俗作品中展示了他良好的专业素养，这不是所有学者都愿意做的和可以做到的。

 

 《翦商》尤其典型地体现他在这方面的优势。这部书基本都是基于过去百年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最新发现，再加上与传统历史的互相参照，为读者重新勾勒出一段中国早期的历史图景。这段历史原本是模糊朦胧的，其中参杂着许多真假莫辨的神话传说，诸如黄帝蚩尤、尧舜禹、西天王母等等故事，李硕在书中都进行了务实的勘探和剖析，让读者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的快感。

 

 再比如关于周的起源，就充满神话色彩，姜嫄踩到上帝的脚印，结果意外怀孕生下一个儿子，未婚先孕，这个孩子便被她抛弃了。这个弃婴竟然在大自然中风风雨雨顽强地长大了，他学会了种植谷物，这就是“后稷”，本名为“弃”。后稷的子孙在黄土高原多次迁徙，最后到了古公亶父，才搬迁到岐山，周人在此繁衍生息，依靠农耕让人口不断增加，大量的人口带来了扩张，遂逐渐崛起。按照李硕在书中的研究，周人属于古羌人。

 

 李硕在书中提出，甲骨文属于标准的“男性文字”，这让我想起著名的女性专用的文字——“女书”。关于女书的起源和历史至今仍是个谜，其实甲骨文也差不多如此。 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对夏、商、周三代充满敬仰，认为那是人民淳朴，统治者仁慈的理想国，所谓“三代之治”。

 

《翦商》全书的内容基本上是跨越“三代”，从二里头的夏文明写起，然后是商代的巫神文化，再是周人在岐山的兴起，最后是牧野之战，周王朝将中国带入古典礼乐文明，以周文王的《周易》和孔子的《论语》结束。

 

不同于传统历史的道听途说，现代历史往往是实打实的，要以实物考古和文献资料为证据。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历史的准确纪年是公元前840年的周厉王时期，严格来说，此前的历史可以归入史前史。当时虽然已经有了文字，但这些文字的记录与留存都是碎片化的，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青铜铭文，都不是完整的历史叙事。 然而，就考古出土本身而言，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仅仅依靠这些出土的一鳞半爪和片言只语去推测历史，其难度可想而知。最典型的如三星堆文明，至今仍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对于早期历史，没有可以依赖的“信史”，这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需要研究者勇于运用专业学术工具去进行探索和发现。以往的历史研究大都是粗线条的勾勒，在本书中，李硕试图进行一些细节化的描摹。比如关于大禹治水时的农业，商代的人祭现象，再比如商代造车技术和青铜武器，这些貌似细节的历史如果真的进入，就会发现真相扑朔迷离，要找出个有理有据的头绪来并非易事。而李硕常常能打破常规和偏见，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比如二里头以水稻为主粮，这无疑是对“南稻北麦”传统观念的一种颠覆。

 

李硕这部书的写作难度比他之前的几本书都要更具挑战性，而且就图书本身的选题来说，也是一个不讨巧的冷门。中国古人对三代充满各种向往，而现代读者都热衷于做宋粉、唐粉、明粉，能有几人会感兴趣于年代久远、语焉不详的夏商周故事？甚至有人对夏代的存在与否都有怀疑。然而，李硕在此体现出专业学者的冷板凳操守，不赶流行，不迎合时尚，用细密的推敲和分析完成了最新考古与古老史籍的接榫工程。如同唐玄奘西行取经一样，这是一桩艰险的旅程，而李硕一路走了下来，其坚持与执着确实令人敬佩。

 

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说：三代及三代前，古族有东西二系，夏与周居西系，夷与商居东系。殷周的剧烈变革“盖民族代兴之故”，是两个民族，两种文明之间的交替。

 

秦晖先生曾经提出“周秦之变”，即贵族封建的周制变革为皇权专制的秦制。所谓“殷周之变”应该是借用史学家常用的“唐宋之变”。武王伐商本身被称为“殷周革命”，将这场王朝革命加以扩展和引申，就是一场关于文明与文化的社会革新运动。也就是说，“翦商”不只是王朝更替，更是华夏精神的彻底变革。

 

从这个角度来说，殷周之变跨越千年，其内涵与外延都是非常丰富的，这让作者有了一个很大的叙事空间，从而上穷二里头之夏，下及儒家之周，从石器、玉器到青铜，从祭祀到战争，从神巫到世俗，影响整个东亚的中华轴心文明在此过程中孕育、降生，这就是中国的出处，也即所谓“华夏新生”。

 

上古到春秋，一般也叫先秦，这一时期，还谈不上大一统，古代国家机器还没发展起来，李硕认为这属于“国族”时代。易中天在中华史《国家》一卷中说：“夏是‘部落国家'，商是‘部落国家联型’，周是‘半独立国家联盟’。夏商周可以叫‘三代’，不能叫‘三朝’。事实上，夏商周都不是统一国家，也不是领土国家，甚至不是完全成形的国家。”大概意思相同。

 

许倬云先生说，周人并不以“周”自称，“华夏”才是周人对自己的称谓；在古语中，“华”与“夏”属于同音字，说快了其实就是一个字。“易经”的出现，证明周在“天命”的意识形态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颇有开辟鸿蒙的意思。

 

正如我们每个人不记得自己出生和幼儿时期的事情，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大体也是如此。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是一部关于远古祖先的史诗。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历史是人类之根。对现代人来说，历史常写常新，常读常新，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新历史，正如《诗经·大雅·文王》那句著名诗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翦商》无疑正是这种历史精神的精彩体现。

 

 

历史书汗牛充栋，一般来说，要么学术化，要么通俗化，最难的是将学术通俗化，让每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普通知识人也能看懂。一页文化这些年出版了许多这类书，对读者来说真是一件值得加额称庆的事情。李硕和张笑宇、周思成、仇鹿鸣等，也都属于青年学者中的几位佼佼者。其他还有张仲民、路伟东、马俊亚等。他们在学有所成之际，同时又为社会贡献了许多雅俗共赏的佳作，这种勤奋精进与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精神尤其值得称赞。

 

近年设立的“文景历史写作奖”与其说是一种奖励，不如说是一种鼓励。

 

获得首届文景历史写作奖的周思成曾说：历史写作最重要的是“学”与“识”——传统上历史写作注重考据的功夫，但面向大众的历史写作要更加注意对细节的提炼、把控和展现，见微知著，这是“学”；能够不再重写前人已经写过的东西，而是写出新的内容或者从新视角看待事物，推陈出新，这是“识”。从《南北朝战争三百年》到《翦商》，李硕的历史写作在“学”和“识”方面都做得可圈可点、恰到好处。

 

就《翦商》一书的各方面来说，在学术性和通俗性方面做得都很到位，更难得的是插入了许多插图。有些图是文字无法替代的，用文字说不清的东西，有图就一目了然。同时，本书在脚注中详细列出了学术著作的原始出处，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从严谨的学术角度来说，这代表了作品本身的合法性。对于普通读者，也能从这些密密麻麻的学术著作中，认识到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努力与贡献。

 

虽然戏说历史在年轻人中间风靡一时，但真正的历史仍值得敬畏。历史从来不是正邪两立、黑白分明，人类文明初期，都免不了关于人祭和食人的“黑历史”。

 

现代考古对历史学具有颠覆意义，比如殷墟甲骨直接证实了古史记载中“商”王朝的存在和安阳小屯为殷商王朝的王庭，将中国信史的上限提早了一千余年，开启了殷墟九十多年的考古与历史研究历程，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字学的革新与发展。

 

在传统历史中，关于商代的记载非常模糊，古人大概也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现代考古学让商代历史逐渐浮出水面，但面对支离破碎的考古现场，这就像福尔摩斯破案一样，非常考验学者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知识储备。好在李硕做得非常出色，很多大胆的观点令人拍案称奇。

 

事实上，历史也需要不断“创新”，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历史具有强烈的精神需求，很需要这样思维缜密而有别开生面的历史作品，因此我们期待李硕下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