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张国风著

索书号：I207.419/93

 

《聊聊聊斋》是一部关于蒲松龄名作《聊斋志异》的入门读物。书中精选了许多《聊斋志异》中的精彩名篇，以更适合当下读者阅读的白话文的形式进行呈现，同时每一篇目之后，还附有学者张国风的简要解读，颇具启发性。

 

《聊聊聊斋》中选录的诸多篇目，都曾翻拍成影视剧。但我们看完小说原本的故事，再去和影视剧进行对比，会发现其情节差异极大。

 

以《胭脂》一篇为例，这一篇曾被拍成电视剧，剧情当然也很精彩，但主题变成了对爱情和神怪元素的刻画，这也是诸多以《聊斋志异》为底本的影视剧大力渲染的内容。

 

然而看过原小说之后，我们会发现《聊斋志异》原本的故事并没有局限在写鬼写妖，写情写爱上面。

 

《胭脂》一篇被选入《聊聊聊斋》的“公案诉讼篇”。

 

所谓公案小说，和现代的侦探小说颇有相似之处，二者都聚焦于犯罪案件。但两者也有本质的不同，现代的侦探小说聚焦于破案的过程，而公案小说在这方面稍显单薄，张国风在解读《胭脂》的时候，认为公案小说不以破案为悬念，而将悬念安置于人物的命运，主要讽刺和批判封建社会草芥人命、屈打成招的司法乱象。

 

在《胭脂》这个故事中，少女胭脂爱慕鄂生，但阴差阳错却被好色的宿介和毛大盯上，毛大更是意外杀害了胭脂的父亲。蒲松龄在叙事中丝毫没有隐瞒案情的真相，真正让读者好奇的是，涉案诸人之后的命运，小说后半部分围绕冤案与破案展开，最终以喜剧收尾。

 

小说的喜剧结局也是值得关注的地方。《聊斋志异》中诸多揭露时弊、讽刺人性的悲剧故事，但很多都以完满的结局收尾。借用王鼎钧先生的观点，我们不妨说，蒲松龄先生也承认人性有丑恶，看《聊斋志异》可以深明人情世故，但是不会愤世嫉俗，可以勘破兴衰荣辱，但不会消极悲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生活态度。

 

《聊斋志异》主要创作于17世纪，距今已过去三百多年了，因此书中的某些文字在当下看来不免有局限性。可即便如此，这些故事也依旧具有十足的魅力。

 

蒲松龄笔下有诸多复仇的故事，比如选入《聊聊聊斋》的《侠女》、《庚娘》以及《商三官》，这几个故事塑造了三位刚烈不凡的奇女子。即便我们知道在当下的法治社会，杀人偿命，有仇报仇的观念早已过时，可依旧不耽误我们站在文学艺术的角度上欣赏这些复仇的故事。

 

除了复仇之外，《聊斋志异》中对于男尊女卑、三妻四妾的刻画无疑也是需要摒弃和批判的。这一点本书作者张国风在书中也多次强调。

 

但同时他也提醒我们，在弃其糟粕时，也需要取其精华。比如在《青凤》一篇中，蒲松龄刻画了一位不守礼教、狂放轻薄的狂士耿生，但故事中耿生对于封建礼教的鄙夷和冲击，以及对爱情责任的主动承担，即便是在当下，也依旧值得我们学习。

 

当然，《聊斋志异》中也不乏超越时代的文字。比如《公孙九娘》这个故事，它基于真实历史，将背景设定在于七抗清起义遭遇的大屠杀之后，这篇小说没有采用蒲松龄喜欢的喜剧结尾，而是以九娘和书生的分离走向终结。

 

张国风在书中对此有精彩的解读：作者无心写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写出那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在人间所投下的巨大阴影和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蒲松龄给后世留下了《聊斋志异》这部名著，但他在其生活的时代却命运乖蹇，始终没能中举。

 

对此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有所讽刺，比如在《罗刹海市》一篇中，蒲松龄刻画了一个“不重文章重体貌”的罗刹国，以此来发泄他的不平和愤懑。

 

但蒲松龄或许不会料想到，小说中的罗刹国并不存在，但“不重文章重体貌”这一讽刺却穿越漫长的时间，在三百多年后的当下也依旧引人深思。

（转自豆瓣，作者：是星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