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艾伟著

索书号：I247.57/26543

 

一

 

　　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地理，艾伟的文学地理建构在一个虚拟的南方城市“永城”上，而夏季的永城，更是他最为钟情的叙事坐标。

　　早在艾伟1996年的处女作　《少年杨淇佩着刀》里，永城还没“建成”，但艾伟对自己笔下南方特质的定义却早已成型，在这篇小说里，夏季的南方“漫长而炎热”“植物蓬勃而茂盛”，充满着“潮湿和霉气”以及“腐烂的气息”。虽说作家的处女作品里，总会有很多新奇的、试验性的尝试，但这种风格特异的南方却一直忠诚地伴随着艾伟，在其长篇新作《南方》里，夏日的永城“天空广大而明亮”“藤类植物蓬勃疯长”“空气黏稠而闷热，臭气不易散去”———这样的南方，同样如他18年前所描述的一样，毫无诗意、让人窒息。

　　放置在整个南方书写中，艾伟的感知显然是脱离了绝大部分文学作品中富庶丰饶、缠绵动人的“南方常态”，但在其背道行进的过程中，却也明显受到了同时代成名较早的作家苏童，以及其在“香椿树街系列”中所打造的南方图景的影响。在苏童1989年后创作的这部分小说里，南方肮脏潮湿，充满着痛楚和无助、欲望和死亡，这和《南方》以及艾伟其他一部分小说的故事背景都相似相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高度契合的“南方”，行走于其中的虚构人物、渲染氛围的小说意象、承接情节的故事主干，就也都不可避免地跟着雷同了起来。比如，在《南方》里主人公罗忆苦受着膨胀欲望的操控，一步步走向自我灭亡的人生路径，基本上是延续了苏童《米》中对五龙人生的规划，他们同样在南方堕入深渊，在生命的终点回到北方（五龙是回到江北老家枫杨树乡村，罗忆苦是回到广州以北的故乡永城）。比如，小说里承载罗思甜弃世自尽、罗忆苦毁容被杀的是“水”，承载夏小恽偷渡去香港的是“水”，承载杨美丽和罗忆苦遗弃罗思甜、夏小恽之子的也是“水”，“水”这个贯穿《南方》　最主要的意象，一方面来自艾伟“从小在江边长大”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用“水”来象征“对岸的逃亡”“与岸的对立”，表达生死命运的神秘，似乎又与苏童的　《河岸》《南方的堕落》《河流的秘密》等一批作品“不谋而合”。又比如，小说进行到后半部分，出走与回归一直交错进行、推动着故事的发展，罗忆苦、夏小恽、杜天宝、须南国等人怀着寻梦、寻人、寻医等目的，从永城出走广东，但最终，都会无一例外地带着失望和破灭从广东回到永城；出走与回归的叙述模式虽然滥觞于古希腊神话，但艾伟在其中所附加的对于南方（永城之南的广东）物欲生活的否定等内容，似乎也与苏童在《米》《蛇为什么会飞》等小说中所传达的寓意基本一致。

 

　　二

 

　　小说《南方》分别以杜天宝、罗忆苦、肖长春三个人为第一人称，交错叙述着各自的，也关涉着其他人物的故事，因为是从不同人的口中讲出，每个讲述者的态度和感情也不尽相同，而在故事情节方面，有重叠也有空白，重叠部分有的是为了表明不同叙述者的不同态度，有的则是为了故意制造矛盾效应，而那些故事进行中的空白，一些随着情节的推进被步步解开，而另外一些不影响故事结论却也值得玩味的空白，则直到小说煞尾都没有被言明：肖长春究竟有没有在罗忆苦的诱惑下就犯？董培根失踪的枪是被谁偷走的？董培根和蕊萌交情不浅、可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是艾伟故意埋伏下的，只有留待不同心境、不同阅读体验的读者给出不同的解答了。诚如前文提到的小说意象，这里说道的重复和空白，以及小说借助罗忆苦所采用的灵魂飘荡七天的俯视视角，都是先锋文学颇为标志性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艾伟以先锋文学（《少年杨淇佩着刀》）出道，又因先锋文学（《越野赛跑》）成名，是个熟稔于先锋要素的作家，但先锋文学本身又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对个人情感的淡化、对人物性格多样化的回避、对时间地点的刻意模糊等等，这些都造成了先锋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脱节和衰落。正因为意识到了先锋文学的“画地为牢”（艾伟语），2010年，艾伟捧出了纯写实的长篇小说《风和日丽》并大获成功，一举囊括了多个年度重要奖项，但从写作技巧的角度来看，写实文学不免有些平铺直叙、一冲到底，在趣味性和多样性方面，都显示出了不足。

　　或许正是为了在“先锋文学”和“写实文学”之间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艾伟写出了这部具有重建意义的《南方》。从小说类型上来看，《南方》　既有先锋特质，又有写实元素，具体来说，也就是小说的“支干”和“骨架”是先锋的，但充实于其中的“血肉”却都是写实的。在中国“60后”当代作家中，艾伟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写作者，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在他的文字之中，始终张扬着浓烈的人性关怀和人道主义情怀，这些，也是艾伟最为突出、最具个人特色的“现实元素”。

　　就拿《南方》里形形色色的人物来说，他们有时让人咬牙切齿，禁不住鄙视其手段、贪欲和冷漠，但有时又让人怜悯，满心信服于他们的忏悔、两难和痛楚。其中，塑造得最丰满也最能打动人心的就是肖长春和杜天宝。

 

　　三

 

　　与艾伟在《风和日丽》中塑造的将军尹泽桂一样，肖长春也是一个在“个人身份”的挟持下受伤受挫的“前军官”。一方面，他为了保持军人的秉公和高官的威严，抹去一切个人情感，戴上面具，装扮成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于是，就连死刑降临于自己的亲生儿子，就连路遇一具酷似儿媳罗忆苦的浮尸，他也眉宇间纹丝不动，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公平和威仪；而另一方面，冷峻之下的肖长春其实更是一个内心丰富、情感细腻的人，他谨慎地保管着罗忆苦的骨灰，在她被所有人遗弃后，仍旧为她坚守最后一份亲情，他看护着常常因丧子之痛陷入疯癫的妻子周兰，内心的痛楚被一次次硬生生地拽出、难以愈合。当然，也正是因为有了人性之“热”与身份之“冷”的拉扯搏击，才赋予了肖长春更多生存的温度，在这种纠结和焦灼中，肖长春每被伤害一次，也就代表着历史对现实的操控又被弱化了一些。正因为此，我们不难断定，文本中的肖长春是性格鲜明的，作家对他的塑造也是成功的，但倘若是将肖长春放置在艾伟虚构的诸多文学形象之中，也不难让人发现，不仅是“身份”的相同，肖长春的性格特征也几乎是完全因袭了《风和日丽》中的尹泽桂。

在《南方》的序言中，艾伟声称“他（杜天宝）的故事来源于我的邻居”，但杜天宝这个众人眼中的傻子，则更容易让人想到辛格的名篇《傻子吉姆佩尔》。与吉姆佩尔一样，杜天宝最为鲜明的标签也不是“傻”，而是“善良”，更可贵的是，杜天宝的善良不受宗教驱导，也不曾陷入过怀疑和自我否定，他总是遵从内心，毫无保留地对人行善。杜天宝的“善良”看似愚笨，有时还会让人“怒其不争”，但正是这种“愚善”，让人觉察到一种即使被恶意包围，也要释放人性光芒的矢志不渝。当然，作为故事情节的设计者，艾伟也没有“亏待”杜天宝，他的善意总是在施予对方后，又被回报在自己身上，比如曾经受他善心帮助的陈阿姨，无偿动用关系为他找到了一份人人惊羡的“饭碗”；比如离家出走的女儿在多次寻觅无果后，竟然带着男友出乎意料地回到了永城完婚；　又比如杜天宝因为信任罗忆苦而被骗走的十万块钱，在转了一圈之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家里。杜天宝和罗思甜是《南方》里两个纯洁无瑕的人物，在小说的最后，艾伟让杜天宝的女儿碧玉和罗思甜的儿子冯小睦在充满欲望的广州偶然相遇，又回到永城结成连理，开始孕育人间善意的新一轮回，这是艾伟对人性光芒的激赏，也是他对“行善必有善报”的肯定。在习惯感情“绝缘”的先锋“外壳”之下，艾伟深藏的如此一个充满温度、褒奖善良的故事，不禁让人感怀和唏嘘，对于当代小说的文体重建来说，瑕不掩瑜，《南方》也具有重要而非凡的意义。

 

（原刊于《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