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中原南下士人以猎奇心态记载岭南“妇强男弱”的性别模式，到了明清，岭南妇女又以“跣足椎髻”的形式趁墟买卖，可见，岭南女性与儒家正统倡导的女性形象相比，始终带有地域传统习俗的特色。

　　岭南妇女参与商业买卖的历史可追溯到汉代。秦汉时期，中央在岭南设郡县，开灵渠，将珠江与长江沟通起来。汉代交趾刺史部及其所辖苍梧郡的治所均在广信县，位于珠江支流西江。漢代官府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交趾刺史部的徐闻、合浦等海港出发。海洋贸易造就了徐闻的富庶，“居民富实，市井居庐之盛甲于广右”，时民谚曰“欲拔贫、诣徐闻”。

　　岭南最早的女商人苏娥就是汉代苍梧郡人。晋人干宝以鬼魂申冤记述说，广信县苏娥，父母双亡，又无兄弟，且嫁后不久，夫死无子，她和婢女用钱租赁同乡王伯的牛车，将家中所存“杂缯帛百二十匹”运往他县出售，结果在驿站被亭长杀害。从汉代徐闻港贸易繁荣看，苏娥跨县贩运杂缯肯定有丰厚利润可赚，且她之前应辅助丈夫从事过丝绸贸易。苏娥租赁牛车经商，说明汉代岭南女性经商较常见，男女交往也较自由。

　　魏晋南北朝时期，岭南女性以阳刚威武的冼夫人而闻名天下。女性经商传统也在延续，唐代岭南妇女参与商业活动的行为不时出现在中原士人笔下，与中原文化有所差异。据宋人引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说，“大抵广州人多好酒，晚市散，男儿女人倒载者，日有三二十辈。生酒行即两面罗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生酒行主人性别不详，酒行内男女混杂，每晚散市时都会有男女喝醉者数十人。但卖酒的人均为女人，即便是被雇佣者，女人参与生酒行的商业销售也毋庸置疑。

　　唐代番禺县每逢端午节，都会有老年妇人在街上大声叫卖两种“相思药”，一是“异草”，二是“鹊枕”，都以端午当日采取最佳。卖者为老媪，买者则为富妇人，买者的身份应为官宦或商人的家眷，而买卖均在街上完成，可见唐代岭南妇女参与商业活动的频繁。

　　唐代岭南女性还在公开场合屠宰牛只，手段也相当娴熟。唐代《南海异事》记载：“南海解牛多女人，谓之屠婆屠娘。皆缚牛于大木，执刀以数罪，某时牵若耕不得前，某时乘若渡水不时行，今何免死耶！以策举颈，挥刀斩之。”在岭南，屠牛不仅主要由女性完成，而且也是女性生活的一种常态行为，故有“屠婆屠娘”的特定称谓。

　　入宋以后，随着王朝政治中心的南移，经济重心也转移到了包括岭南在内的南方地区。宋以后王朝广泛推行儒家教化，但岭南地区性别结构中的妇强男弱现象仍较明显。宋代广州女性游街、凶悍等形象，明显带有唐代岭南妇女在街叫卖、屠牛的影子，也是汉唐岭南妇女外出经商习俗的表现。

　　濒海妇女以海为生，从沿海妇女的经济活动可得到佐证，潮州府“良家妇女勤于织纺，依山之妇代夫樵采，濒海者或拾海错以为生，而插秧割稻，凡农妇皆然也”。濒海妇女以“拾海错”为生，暗示了其与市场交易的关联。宋代海南也流行妇女负贩的风气，南宋嘉定年间，黄希、黄鹤父子为唐代杜甫《负薪行》诗作注说，四川夔州“峡民男为商，女当门户，坐肆于市廛，担负于道路者，皆妇人也。苏曰：海南亦有此风，每诵此诗以喻父老，然亦未易变其习也”。文中的“苏”，应指被流放海南的苏轼，他曾目睹海南妇女负贩坐肆的场景。

　　宋代岭南无论是东部循州还是西部钦州、廉州抑或海南岛，妇女几乎都是墟市中的主角，女性既是行商又是坐贾，从“逐利”“逐市”“坐肆”看，她们的商业行为显然是为了谋利。男人则留在家中照看孩子，有时也会从事粗放农耕，赡养家庭则主要靠女性“负贩”维持，这与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很少看见妇女参与市场活动的情形不同。可见，宋代以后，儒家正统意识形态在中原地区已经得到较好推行，而在儒家教化尚未普及的岭南，从乡村墟市到都市之中，妇人仍以强势的形象出现在社会，女主外、男主内的现象相当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