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历贬值，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故事是：某位学者出国访学，来到美国的文脉中心波士顿（哈佛和麻省理工所在地），发现给他开出租车的小伙子竟然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学者感到十分吃惊，小伙却说，班上有的同学在当流浪汉，我开出租车已经很不错。

　　这个故事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2024年的下半年，当年应届毕业找工作的关键时期，在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关于名校贬值的讨论。以前211就能找到的工作，现在要985才能通过简历筛选；以前财金专业毕业生不屑的银行柜台职位，现在名校生争得头破血流。

　　学历贬值，当然和经济处于换挡期存在着相关性。然而，我们也应当探讨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具体分析问题。

　　对名校学历的重视程度，不同行业差异很大。因为对头部学校牌子的过度追求，金融业曾经广受诟病，尤其是金融业中的投资行业和证券中介（投行）行业。在一些投资机构的辉煌时期，它们招聘初级分析员的要求竟然是QS排名前50的毕业生，而且要求本科也是这些学校。这意味着我国内地只有四五所学校能够满足门槛要求。

　　为什么金融业会这样？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市场的特殊性。以一级市场的投资机构为例，他们需要从LP（有限合伙人）那里募资，但在投资行业极速膨胀的时期，比如2014年前后，很多投资机构的成立历史都很短，没有长期的投资业绩作为背书。那么，如何让LP相信它们的投资能力？

　　于是，很多机构开始拿员工学历做文章，它们开始设置苛刻的学历门槛。显然，好学历会带来一些额外“暗示”：首先，好学历意味着分析师很聪明，他们不但能做出好的估值模型，从行业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也是最强的。第二，好学校在很多领域有着强大的校友网络，可以让投资机构找到更优秀的投资标的。

　　用大白话来说，投资机构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虽然成立不久，没有长期的投资业绩作为参考，但你看我这里的人都很厉害。所以，放心把钱投过来。用信息经济学的观点来讲，员工的学历是一种“信号”，降低LP对投资机构的筛选成本。

　　和投资机构相比，在对学历的苛刻方面，一些外资战略咨询公司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类咨询公司的客户是政府、国企或大型民企。但咨询业务本身有一个巨大缺陷，它给客户创造的价值无法量化。1个咨询项目，付费1000万以上，值不值？在这个时候，员工的学历又有了用场。它至少说明，你们虽然花了高价格，但至少聘用了一群聪明人（咨询师）。

　　但随着形势的变化，金融、咨询等吸收大量光鲜学历拥有者的行业开始收缩。比如，外资咨询公司要拿到一些特定类型客户的单子，正变得越来越难。而在此之前，这一类客户是最慷慨的咨询业务买单者。当行业的岗位一下减少了，大量学历光鲜的毕业生只能“下沉”。

　　学历贬值，很可能只是开始。除了和经济换挡有关之外，这一趋势也和经济结构有关。2023年，我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4.6%。这个比例已经不错，但比一些发达国家要低20%以上。高端服务业，如金融、咨询和信息服务等，是名校生的最大吸收器。但我国是以制造业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国家，某些服务行业过去的膨胀，现在都有回归“常态”的趋势——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而且，回归才刚开始。

　　供与求，是任何市场最底层的逻辑， 劳动力市场也不例外。明白这一点，就能更平静地看待名校贬值，也更懂得如何顺应趋势，去增强自己的职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