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七月，很多中国家庭都被卷入了一场分数竞赛；竞赛的结果是孩子们被划分成三六九等，与之相关的还有尊严、荣辱以及今天很多年的心智健康。实际上，高考的结束也并不是考试的结束，形形色色的考试仍然在年复一年的重复着，甚至贯穿我们的一生，对于许多人来说，学会考试比学会知识和技能更加重要。

所以，在读完了郑也夫先生的《吾国教育病理》之后，再次重读法国心理学家庞勒的《乌合之众》，看一看“乌合之众”与教育制度的关系，也许会有另一种全新的感受。

 

乌合之众是怎么教育出来的

撰文 |  马志良

 

“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做农民，而大多数地位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公务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子女从事任何别的工作”。

写下这句话，时间已经过了一百年。但是很不幸，一百年前，被古斯塔夫-庞勒写在《乌合之众》这本书里，批判法国教育制度的这句话，却或多或少地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现实。

同样被不幸言中的还有一段话：“在教育的三个阶段，即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如果从考试、学历、证书和文凭角度看，坐在板凳上学习理论和教科书的时间是有点太长了，而且负担也太重了，而且就这点看，采用的办法也糟糕透了，它是一种反自然的、与社会对立的教育制度。太晚学习实用知识，把学生关在学校的寄宿制度，人为的训练和填鸭式教学，繁重的功课，不考虑接下来的日子，不考虑他们终将成年和其作人的功能，不考虑年轻人很快就要投身其中的现实世界，不考虑身处其中必须加以适应或提前学会适应的社会，不考虑人类为保护自己而必须从事的斗争，即为了站住脚，他应该提前武装好，训练有素且坚定。但是，这种最重要的学习，这种丰富的常识和意志力，我们的学校全都没有教给法国的年轻人。

“相反，不仅没有让他们获得这些素质，反而使他们变得没有能力。结果是，从他进入这个世界，踏入他的活动领域之日起，他只会接二连三地遇到痛苦的挫折，由此给他造成的创痛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的，有时甚至失去生活能力。这种考验既困难又危险。这个过程对心理和道德的均衡产生了不良影响，甚至难以恢复，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又幻灭得太彻底。这种欺骗太严重了，导致的失望也太强烈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大段大段地引用别人的语言，一是因为它写于1894年之前，至今已有120年的时间，但时至今日仍不失其现实意义。二是面对如此直白的论述，我觉得有点哑口无言，无须再做任何阐释。

说这段话的人是法国思想家泰纳，古斯塔夫-庞勒在《乌合之众》中完整的引用了这段话，用以说明一百年前法国的教育制度如何让受教育者变成乌合之众。泰纳在其《现代政体》中，对英美注重实践教育和法国注重课堂教育的两种体系进行对比，得出了一个结论：正是在注重实践的教育体系下，“在英国或美国，年轻人很快便处在能够让自己尽量发挥能力的职位上。到25岁时，他不仅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还具备自主创业的能力……而教育体系与此不同的法国，一代又一代人越来越向中国看齐——由此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费。”当然，此处所说的中国，指的是120年前的中国。

那么，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当前时代最重要的主流观点认为，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它会万无一失地改造一个人，甚至使人变得平等”。

但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人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人的本能，也不能改变其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只要进行不良的引导，害处会远大于益处。”对此，作者采用一系列数据，说明受过教育的罪犯比例远高于文盲中的罪犯比例。

同时，书中还用大量的事例，论述了学习教科书并不能提升人的智力，反复不断的考试只能导致人的精力和能力的衰退。“当他被培养好时，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庞勒还在某一个地方指出：这种教育是建立的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这个假设就是老师永远是对的。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断，教科书永远是对的，学校永远是对的，教育制度永远是对的，而学生所能做的，只能是服从。而理性的缺失与盲从，正是乌合之众的基本特征。

庞勒还进一步指出：这种“教育制度的首要危险是，它犯了一个基本的心理学错误，认为智力可以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人们尽可能强化书中的知识。从小学直到大学毕业，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他的判断力和个人主动性从来都派不上用场，教育对他来说就是背诵和服从”。正如当时的法国教育部长西蒙所言：“这种教育有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并且极力摆脱”。读到这里，我才深深地感受到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爱看书，也不专注于一个专业和自己的职业。因为在他们漫长的学习过程中，书本就是一种沉重压力与考试的工具。但是当他们走向社会时，才发现过去死记硬背的那些东西大多没有什么用处，还有相当一部分东西可能是一辈子都用不上的。但他们却为此而耗费了太多的青春岁月，在人的创造力最丰盛的那些时间里，他们只是在不断的背诵教科书，却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有创造性的实践和工作。

对此，勒庞在《乌合之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法国的学校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培养他们做公务员，在这个行当上取得成功，无需任何必需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一丁点儿的个人主动性。”

然而，能够考上公务员的学生毕竟是少数，还有大批考不上公务员的学生怎么样呢？“这种教育体系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已的命运愤愤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也许，这就是造成愤青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些愤青，随时都可能在信息的裹挟之下，成为乌合之众。

另一方面，这种教育制度“在最高层，培养出一群轻浮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为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视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归咎于政府，但是，一旦离开了政府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在现实中，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人找不到岗位，岗位找不到人”的现象。一方面是高等院校无体止的扩招，另一方面是社会上所需要的技术工人缺口越来越大。此中原因何在？也许就在于我们的教育制度一直在努力培养白领，而我们的社会却需要大量的蓝领；学校在培养所谓的精英意识，而社会所需要的则是职业伦理与工匠精神。

正是这种教育模式与人才需求之间的断裂，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心理失衡。在一百年前的法国，“国家用教科书制造了这么多有文凭的人，却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结果，它养活了前者，却把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变成了国家的敌人。从社会金字塔的最低层到最高层，从卑微的职员到教授和长官，大量吹嘘自己文凭的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困扰”。这些既不屑于做农民和工人，又心怀不满的人，随时都有可能听取一切乌托邦分子和能言善辩者的建议，成为引起社会动荡的乌合之众。

所以，庞勒在总结法国的教育制度为拉丁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同时，也得出了两个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结论：其一，“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对此，他还在注释中说：这并不是拉丁民族特有的现象，中国也一样被强大的官僚等级制度所统治，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他们的官职也是通过竞争得来的，唯一的考试就是需要熟练背诵厚厚的典籍。今天，大批没有工作的文人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府最棘手的问题”。在此，他引用的这段资料来源于中国的清朝末年，而他所说的“大批没有工作的文人”中，当然就包括洪秀全和孙中山。

庞勒在《乌合之众》中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一个国家给年轻人什么教育，就能知道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对此，我们都不会有太大的意见。因此，如何在我们的教育制度改革中，防止重蹈一百年前法国教育制度的覆辙，也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改变是如此的艰难。

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就像《乌合之众》这本书，我一直认为它缺乏详尽的论证和生动的事例，但作者也同样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时间。在此书出版之后的一百年间，世界各地的人们，似乎都急不可耐地变成了他的学生，并采取了一系列连上帝都会目瞪口呆的实际行动，为本书补充了丰富生动的实例和证据。其中，就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无以数计的局部战争，以及席卷世界的革命浪潮，一方面是血腥的死亡与屠杀，一方面是狂热的理想与激情。

但是，乌合之终的历史并没有终结。一直到今天为止，人们仍然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复不断地提供着更加鲜活的资料，以至于使这本写于一百年前的书永远保持着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而今天我们所能谈及的教育问题，也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粟。

撰文：马志良

配图：花瓣

小编：Cla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