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村水

一个小说读者越来越少，尤其是纯文学性小说越来越小众化的时代，林徽因为数极少的几篇小说还能够被人提起，被人阅读以至研究，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正是在这个纯文学的小众时代，林徽因反而被人重新“发现”——这件事就更有意味了。
对林徽因，我们原来也只知道“众所周知”的那点儿信息：民国初年官僚世家的小姐，一个多才多艺，风华绝代的美女，早期的留欧学霸、海归精英，三十年代中国上流知识社会“太太的客厅”里强势的女主人和诸多现代著名绅士追捧的女神，中国建筑学的祖师奶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有幸”早逝于中国反右运动前夕的精神贵族和风骨女士……
遗憾的是，我作为一个读过大学中文系的人，还作为一位小说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材里根本没看到过“林徽因”这个名字，知道林徽因还是个小说家，开始读她的小说还是最近的事，这让我感到非常羞愧——不知道这种羞愧是否还可以普及到大部分中国作家的头上。

1920年，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合影

出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拨所谓文学人士早期的文学营养是被配量供应，严苛限定的，主要就这么几种——被工具化的鲁迅作品，被脸谱化的“红色经典”，被简单化的西方“批判现实主义”著作，被美化的“山药蛋”和“荷花淀”乡村小说，被压缩的京派平（贫）民小说（老舍的某些作品），被重新解释和严重警告的“四大名著”……
林徽因的小说和张爱玲们的“贵族”、“小资”小说一样，为我们打开了中国近现代文学曾被有意给钉死的一扇天窗，让我们恍然，愕然，了然，惊艳和叹惋不已……
原来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广大乡村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生活之外，中国也曾有过一个富丽堂皇，精致考究，讲求个人情调和自由精神的“贵族”和“小资”一隅——也许他们只是中国社会金字塔上层的一小撮，他们衣食无虞和精神空虚的生活的确没有广泛的代表性，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不说他们就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社会进步的方向”，起码他们同样是多姿多彩，知冷知热，可亲可怜的“人”。

少年林徽因（右一）与表姐妹

最先的《窘》，一个很像徐志摩的大学教授维杉，一个很像小林徽因的朋友的小女儿芝，维杉自由和富足的身份雇得起全天候的车夫，芝的家境让她谈起留美留法就像一般平头百姓说起明天去走亲戚一样简单自然，而他们那种莫名其妙，又显而易见的暧昧关系，蒙着一层透明但又无 法捅破的叫做“窘”的情欲和道义的窗户纸，读来似乎有些无聊，但这就是他们这类人的生活和情感状态。

至于以“模影零篇”为总题的四篇小说，每篇都以故事的主人公命名：《钟绿》、《吉公》、《文珍》、《绣绣》。钟绿是个有多国背景和世界情怀的混血儿，其洋派气质和自由精神无以复加。吉公是我们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读到的第一个有鲜明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的现代发明家。文珍、绣绣这些“大家闺秀”，她们的悲欢离合和价值追求显然跟喜儿、小芹和铁梅这些“小家碧玉”和“穷人的孩子”不可同日而语。
出身“贵族”、“小资”的作家纡尊降贵去写“贫下中农”的生活是“人道主义”，值得称道，那么出身于旧式上层社会和文化家世家的林徽因“目无下尘”，坚持写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从这点上看，林徽因起码是一个诚实和本真的作家。

豆蔻年华时期的林徽因

林徽因在一篇相当于她的小说宣言的文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里毫不讳言地说，对于那些向号称向劳工致敬的小说，“说好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他们——农人与劳力者——有浓重的同情和关心，说坏一点，是一种盲从趋时的现象。”呵呵，原来作家哭穷写穷早曾是一种“时尚”呢，就像今天最穷的作家最爱编豪门恩怨的故事一样。
话虽然这么说，敏感并充满同情心的林徽因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包括苦难多舛的底层民众，并没有闭上她美丽、忧伤的眼睛，更没有对他们翻白眼，这在《九十九度中》这篇绝无仅有，如惊鸿一瞥的小说里表现得最为充分。
《九十九度中》活像三十年代北京街市的《清明上河图》，选取北京夏季炎热的一天，以挑夫流动的脚步，将貌似互不往来的社会各阶层不同的生活场景连缀在一起，展示了1930年代中国都市生活的样态，以其相当的整体性具备了现代中篇小说的格局，同时处处体现出悲悯的情感和对社会底层的人道主义关怀。

婚后的林徽因

在小说形式的营造方面，作为建筑学家的林徽因同样取得了开拓性的业绩。“模影零篇”独特的回忆性视角，清新的笔风，使我们读后欲罢而不能。《九十九度中》是中国早期运用现代派手法的名篇，其独特的与建筑学通感的“打散重构”的小说结构模式至今依然新潮。
一句话，早逝的林徽因在小说方面达到的高度也让我们这些后世的所谓小说家看得脖子酸。

林徽因在做实地测量

撰文：村水
配图：网络
小编：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