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戏剧活动概略

    顺德东邻番禺，西北面与南海和佛山接壤，西南与新会隔江相望，南与中山交界。古代各县管辖属地虽有地域之分，但民间百姓往来却难分彼此，特别是戏剧活动更不分畛域，某地演戏，四面八方的亲戚朋友便群聚观赏，因此顺德及其周边的戏剧活动，可视为珠江三角洲一统的戏剧活动。

        明代成化年间，珠江三角洲各地便多有家居子弟学戏演戏。尽管官吏乡绅严申禁令，而城镇乡村演戏蔚然成风，并且相沿成俗。
 
        在许多富家大族中，为了推动族人进步，对于本族之中得中科举、获派官职、生意成功的族人，立例在大宗祠中举行感谢祖先保佑的戏剧演出。这种戏剧演出，在表扬各种成功者的同时，也起到激励本族子弟的作用，还可以通过这种形式向其他宗族炫耀本族的势力。比如顺德县大良龙氏族谱，对此就有相当详细的记载。龙氏一族是从江西经东莞县，于元代末期来到大良的。当时该族的嗣崇和嗣广两兄弟分家，嗣崇为东门房，嗣广为碧鉴房。清代中期两房再次合并，共同建立大宗祠敦厚堂。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以后，每逢族中出现进士、举人的时候，便都在大宗祠举行拜谒祖先的礼仪，并且演戏庆祝。关于戏剧的费用分担和运作各种问题，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订立了如下的规定：“乡会试，谒祖，演戏四本。为太祖庆贺。其戏价匀派于各祖尝内支出。东房思成堂一本，南房文明堂一本，余二本在中试之孙近支祖尝内酌量分派。每本以八十元为限，四本共三百二十元。多用，系中试之孙身上补足。此旧例也。后因戏价不敷，通融办理，将四本之价，并演三本。今戏价日增昂贵，必须加增。以后，无论演四本或三本，共定准以六百元为限。”规定中所说旧例，是指建立大宗祠的乾隆年代所立的规定。当时演出相当奢华的戏剧，昂贵费用多从祖尝公费支出，可见宗族对这种演戏是十分重视的。同治年间所立新例，面对高涨的戏价，仍然要维持演戏的水平，进一步说明这种演戏的重要性。新例对当初戏台的豪华建造，也做出了修正的规定：“祠内篷厂，原有一定规模，无可增减。惟头门外，地势宽展，不可漫无限制。今定准：戏台、子棚、地台、拱篷、更厂、桥路，通共以五百井为限。装饰银以一十两为限。祠内外及子篷上悬挂灯色，价银以四十两为限。”之所以做出如此具体和严格的规定，是为了改正以往演戏的过分奢华，于此也反映了当初演戏规模之大和耗费之巨。根据龙氏族谱统计，从道光二年(1822年)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八十年间，族内共出了20位进士和举人，也就是说平均四年就要演出一回这种戏剧。如果加上每年的始祖、神诞等其他戏剧演出，龙氏大宗祠举办的戏剧活动就是相当频繁的了。

        清乾隆年间，每逢年节时令神诞，佛山各地几乎都有戏剧演出，志书载日：“三月：三日，北帝神诞。乡人士赴灵应祠肃拜，各坊结彩演剧，日‘重三会’，鼓吹数十部，喧腾十余里。……廿三日，天妃神诞，天妃，司水乡，人事之甚谨，以居泽国也。其演剧以报，肃筵以迓者，次于事北帝。六月：初六日，普君神诞。凡列肆于普君墟者，以次率钱演剧，凡一月乃毕。……八月：会城喜春宵，吾乡喜秋宵。醉芋酒而清风生，盼嫦娥而逸兴发，于是征声选色，角胜争奇，被妙童以霓裳，肖仙子于桂苑，或载以彩架，或步而徐行，铛鼓轻敲，丝竹按节，此其最韵者矣。至若健汉尚威唐军宋将，儿童博趣纸马火龙，状屠沽之杂陈，挽莲舟以入画，种种戏技，无虑数十队，亦堪娱耳目也。灵应祠前，纪纲里口，行者如海，立者如山，柚灯纱笼，沿途交映，直尽三鼓乃罢。相传黄萧养寇佛山时，守者令各里杂扮故事，彻夜金鼓震天，贼疑不敢急攻，俄竞遁去，盖兵智也。后因踵之为美事，不可复禁云。九月：华光神诞。神为南方赤帝火之司命，乡人事黑帝、天妃以祈水泽，事赤帝以消火灾，是月各坊建火清醮以答神贶，备极华侈，互相夸尚。……醮将毕，赴各庙烧香，日‘行香’。购古器，罗珍果，荤备水陆之精，素擅雕镂之巧。集伶人百余，分作十余队，与拈香捧物者相间而行，璀燥夺目，弦管纷咽。复饰彩童数架以随其后，金鼓震动，艳丽照人。十月：十月晚谷毕收。乡田皆两熟，谷美亦甲他处，但习农者寡，获时多请外乡人。自是月至腊尽，乡人各演剧以酬北帝，万福台中鲜不歌舞之日矣。”

         以上各种岁时民俗中“鼓吹演戏”的活动，在历次编修的《顺德县志》中亦有所记载，如：“正月：元夕，结彩张灯，管弦金鼓喧阗，游者达曙……五月：端午……乡村为龙舟，迎神出游，鼓吹杂遝四五日……十月：十月傩，数十人绛衣鸣钲挝鼓迎神……”“正月：上元观灯，或作秋千百戏。……五月：采莲竞渡，大率至五日乃止。惟大洲龙船高大如海舶，其鱼龙百戏积物力至三十年一出，则诸乡舟行以从，悬花球绣囊，香溢珠船，孙仲衍所云：‘天香茉莉瑞馨国’是也。”“每年正月，邑人好出会景。大良有鱼灯会，水仙会；陈村有大会，十年一举行。其余各乡，或出日景，则扮彩色，舞金龙，舞瑞狮；或出夜景，则多扎纱灯，燃篝火，以薄纱为鱼龙曼衍之属，燃烛其中，夜行舞之，鼓乐喧阗，一如日景。每时和年丰，则此风犹盛。”“每年七月盂兰节，邑中大乡多建醮坛……惟大晚乡三十年一届，建万人缘醮，烧真衣，每衣一袭费百数十金，以金线彩缎顾绣为之，皆争妍斗靡，付之一炬，毫不吝惜。兼演戏剧助兴，耗费逾十数万金。”

         珠江三角洲各县多为水乡泽国，河涌纵横，水运交通十分方便。清乾隆年间，粤剧的前身——时称“本地班”的戏班，便靠着一对红船，装载戏班人员和服装道具，穿梭往来于珠江三角洲各地演出，并且演出频繁，日以继夜，十分热闹。清乾隆初年任新会县知县的王植，任内屡屡示谕县属民人不准演戏，其文告内容，清清楚楚地透露了个中消息。文告日：“演戏一事，耗财为甚，而锣鼓之声，无日不闻，街僻之巷，无地不有，不知汝民何处得此多财，为此无益之举。”文告又云：“余在新会，每公事稍暇，即闻锣鼓喧阗，问知城外河下，日有戏船，即出令严禁，构拿会首拘处。”“本地班”戏班凭着红船的便利，穿乡过镇，演戏的锣鼓，无处不闻；四邻八乡的民众，受到演戏的吸引，也靠着渡船的方便，争先恐后前往观看演出。“各处近圩之横水渡，每遇圩期以及演戏，俱多赶快，争先下渡，致重沉亡，在在皆然，岁岁俱有”。这则文字具体地描写了珠江三角洲盛行的群众看戏之风。顺德的《龙山乡志》亦有类似的记载，写的是妇女于三月十三坐船参加苏埠宋帝三娘庙神诞的情景：“妇女之往祈祷者，华装炫服，照耀波间。”上述情况说明，珠江三角洲的水运发达，船渡方便，为这里的戏剧繁荣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