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赵冬梅著

索书号：D691.2/54

 

 

这本书还有个副题：“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首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一个国家里，到底活生生的“人”重要，还是冷冰冰的“制度”重要？其实，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毫无疑问，制度是由人制定的，但反过来又受到制度的约束。人在制定制度的时候，除了自己的主观意愿，也受到现实形势的影响。一个好的制度，在顺应形势的同时，也要赋予它法理道德。

 

 

除了人为的影响，制度还有它自身的惯性。这种惯性时好时坏，因此，在对一项已有的制度进行承袭变革时，需要制定者具有敏锐的见识和非凡的智慧来分辨。当然，更需要制定者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

 

 

可惜的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很多时候并非“蠢”，而是“坏”，明明知道此项制度的制定是逆势而行的，但是，出于自身的私心，却义无反顾的执行。比如，朱元璋的废丞相，朱元璋在废丞相时，肯定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但是，在权力欲望的驱驰下，还是坚定地开了一把历史倒车。

 

 

或许，有人会说，朱元璋把“丞相”废掉了，但整个明朝，权臣一抓一大把，最后，内阁首辅也成了实质上的宰相，因此，有没有宰相这个职位，似乎也无关紧要。以前我觉得这样的观点无可厚非。但是，慢慢地，我逐渐认同了钱穆的观点，即任何制度背后，又有一套法理在。有丞相这个职位，哪怕担任丞相的人不称职，但是“丞相”制度背后的法理依然存在。只要法理在，哪怕君主再怎么专权，但还是无形中会受到约束。这就像一个有宪法不遵守的国家，比一个完全没宪法的国家更“现代”的原因。

 

 

可见，制度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制度背后的法理所在。当然，对法理的尊重，背后涉及到一个国家和社会契约意识的强弱。

 

 

回到传统中国，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人情社会里，人与人的契约意识不可能有多强。在《法度与人心》里，作者赵红梅举了一个例子，“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故事，来说明哪怕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代表范仲淹这样的人物，在面对一项不合理的制度时，并未想着如何进行真正有效的“制度建设”，而是依然取代规则，无视制度，将所谓的“人心道德”置于制度之上，结果不但是“好心无好报”，而且自己也备受委屈。这样的情形，其实在中国社会里反而是常态。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人向来对制度不重视，对法理不尊重。

 

 

所以，一项好的制度，不仅需要优秀的人制定出来，更需要一颗赤诚之人心维护它。一个制度，再怎么美好，如果没有足以匹配的人心去维护它，只不过一纸空文而已。一个社会的人，德行再怎么美好，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迟早会滑向人性丑恶的漩涡当中。当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对待制度时，制度反过来又会教化、提升和滋养我们的人心。我想，这就是作者为什么作者为什么要在封面上加“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这样一个副题的原因吧。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把钱穆的那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又翻了一遍，钱穆的这本小册子内容，其实是他的几次演讲稿，主要讲的是中国古代“汉唐宋明清”的制度本身，当然，由于这本书的成书背景等原因，钱穆此书中是饱含强烈“春秋笔法”的。有明显扬“汉唐”抑“明清”的倾向，这与赵冬梅《法度与人心》的识见是暗合的。

 

 

不同的是，赵冬梅毕竟是宋史研究者，她之前就著有一本备受赞誉的《大宋之变》。所以，在《法度与人心》里，赵冬梅引述的大多示例也来自宋史，书中关于宋史部分的内容，窃以为也是写的最好的。所以，在论及宋史的制度时，赵冬梅主要以正面评价为主，尤其是王安石改革之前的宋朝制度。反观钱穆，他对宋史的描述，一开始就是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宋是最贫最弱的一环，专从制度上来看，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当然，现在看来，钱穆的观点可以说太过于偏颇了，但是，我们如果了解钱穆当时浓厚的“民族情怀”时，自然也就理解了它对宋朝为何如此轻视的原因了。

 

 

最后，引用《法度与人心》前言中的一句话，结束本文：“未来会怎样，并不取决于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对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的理解和认知”。

 

作者：垄中菜籽（来自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