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日)田中正人，(日)香月孝史著

索书号：C49/54

 

“内卷”已成为席卷中文互联网的热词，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体会过激烈的内部竞争所带来的窒息感。放眼整个东亚社会，内卷似乎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

 

 

内卷有着怎样的社会学意涵？它在中国和日本分别有着怎样的体现？内卷的同时，为何又出现了“摸鱼”这一看似与之矛盾的现象？中式“佛系”是日式“低欲望”的另一种表达吗？我们如何用社会学的眼光理解日常生活、理解社会？ 在7月2日的《惊呆了！原来这就是社会学》新书活动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作者严飞，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外籍专家、原岩波书店总编辑马场公彦围绕“别卷啦！东亚——一次对当代东亚的社会学观察”这一主题开展了一场跨文化、跨学科的热烈对谈。 活动现场

 

Q：“内卷”如今被用来指代一种非理性、非自愿、激烈的内部竞争，虽然是一个中文网络热词，但似乎也适用于日本社会，例如“社畜”一词就来源于日语。“社畜”这一说法是如何产生的？它与中国的“打工人”有什么不同？

 

马场公彦：

“社畜”建立在日本公司传统的身份导向雇佣制度上，从字面来看，是“公司的奴隶”的意思，“归属于特定公司”是构成员工个人身份的重要部分；中国的公司制度则属于身份导向与岗位导向的中间形态，员工并不期待将自己跟同一间公司捆绑至退休，跳槽现象十分普遍，公司也不会保证长期的雇佣关系；因此在中国，比起“社畜”，“996”“打工人”这样的说法更容易固定下来。

 

Q：从社会学的视角如何解读内卷现象？“打工人”和“社畜”，为什么都这么卷？

 

 严飞：

一方面，中国从稳定型、福利型社会转变为市场经济社会，逐渐走向加速时代，竞争压力必然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人口结构从倒丁字型转变为土字型，越来越多的民众上升为中产阶层，有了更多对未来的期待，继而产生更多的欲望。在这样的期待之下，大家都会拼命向前，努力去学习，努力去工作。在市场的竞争压力下，企业要想活下来，就需要把压力转移到员工身上。

 

马场公彦：

目前中国是大家一起向着一个目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竞争型社会。在竞争中被淘汰的人意志消沉，失去了社会地位；胜出的人也不再满足于现状，害怕自己某一天也会沦为被淘汰的那个，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这里面有不容妥协的严苛逻辑，即优胜劣汰，不努力的人注定落单，于是就步入了压力社会。

 

 

Q：内卷的同时，为何又出现了“摸鱼”这一看似与之矛盾的现象？中式“佛系”是日式“低欲望”的另一种表达吗？

 

马场公彦：

我认为“摸鱼”是一种抗拒“内卷”的自我防御行为，或者说是处世之道。日本也有不浮躁、不争抢、不奢求的“极简生活（simple life）”“ 慢生活（slow life）”等相似的概念，这些生活方式往往带有正面色彩。

 

在日本，“极简生活”“慢生活”一度是人们对抗社会高度发展和结果主义的手段；即使在经济趋于零增长的今天，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受到人们推崇，成为主流。不拥有、不争抢、不急躁，追求质朴而安逸的生活，由此也兴起了“清贫哲学”“断舍离”的风潮。 “极简生活”是从去除一切无用的事物开始，但是不等同于穷困生活，而是要把钱花对地方；“慢生活”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付诸实践的，足够的积蓄和业余时间都是必要条件，除非是生活富裕的退休人群，否则很难实现。

 

 严飞：

日本所谓的“低欲望”是一种对较低欲望水平的真实自我表达。与之相对，当我们不断地表达自己是“佛系青年”时，我们其实是有很高的欲望的——想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想去到一所好的大学，想买好的房子，想获得社会的认可；当这种真实欲望无法得到满足时，我们就只能自嘲是“佛系青年”。在进行内卷的同时，我们通过摸鱼不断消解内卷，进行自嘲式的展现。

 

Q：东亚，能不能别卷了？

 

马场公彦：

日本小学运动会经常唱SMAP的《世界上唯一的花》（世界に一つだけの花）。在赛跑这个最受欢迎的项目中，会把跑步快的孩子和跑步慢的孩子分开比赛，甚至跑完后也不会排名次。为什么？因为跑得慢也是一个人的个性，只有跑得快的人赢是不公平的。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没有竞争意识的社会不会进步。

  

我认为竞争型社会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竞争的目标只有一个、价值观一元化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需要尊重每个人的故事，并且承认多元化的价值观，为此或许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因为每个人都是“世界上唯一的花”。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所有社会都是按照能力主义和结果主义的方式在运作。学校不允许学习能力不符合学校标准的学生被录取，企业也不希望有能力不到位的员工。《惊呆了！原来这就是社会学》里面也有说到这个问题，就是迈克尔·扬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

  

Q：当今中国需要怎样的社会学？

 

马场公彦：

即使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今天，世界范围内关于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仍大多局限在宏观的方针与政策上，深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报道则少之又少。所以对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可能会抱有“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印象。无论是世界上哪个国家，都存在社会和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但是外国人容易被中国的“国家”和意识形态夺去注意力，以至于看不到身处其中的社会和人们。 我在北京生活了不到一年，经常看到的是保安、建筑工人、外卖员、快递员。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从外地来务工，留在家乡的孩子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这方面的报道是很少的。

 

 在这个微故事时代，中国的社会研究需要的不是宏观社会学，而是微观社会学。

 

 严飞：

我特别喜欢把宏观的和微观的结合在一起，这种思路是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出的。作为研究社会学的学者，要将个人的困扰和时代的命题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宏观和微观、历史和个人结合在一起。

 

我非常喜欢的社会学家是台湾的叶启政老师，他说社会学家应该是说故事的人，“storyteller”。社会学家作为讲故事的人，要把每个个体在这个大时代之下的动人故事讲述出来。

 

Q：我们如何用社会学的眼光理解日常生活、理解社会？

 

 严飞：

我想送给大家八个字，也是我目前在努力践行的一个重要原则，叫做“穿越田野，发现社会”。我会跟同学们说，要看见身边司空见惯的小事，这就是“everyday sociology”——“每日的社会学”，或者叫“everyday modernity”——“每日的现代性”，日常生活中的现代性。 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的人，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赚多少钱？为什么菜市场被拆迁后，菜贩还一直顽强地留守在北京？广场舞中有怎样的“派系”和“江湖”？一定要进入到田野当中，才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真实世界当中的故事。

 

 

把这些故事和动人的声音记录下来，再加上社会学的分析，对我们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也许这些观察和记录，在现在这个阶段并没有马上传播出来，但假以时日，一定会有积极的社会影响。

Q：《惊呆了！原来这就是社会学》究竟是本怎样的书？为什么在当下我们要懂点社会学？

马场公彦：

这本书集结了日本科普读物出版文化的精华，其中介绍的76位社会学家的作品大多已被翻译成了中文，因此现在正是大家阅读这本书的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