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林小英著

索书号：G527/18

 

 

   《县中的孩子》这本书真的是让我非常失望，发售前它的宣传和营销真的不算少，甚至还采用了预售制度，我通过作者的讲座和一些推送了解到这本书后就一直非常期待，但它的内容质量与宣传相差甚远。

  锐评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夸一夸其优点，笔者认为这本书胜在部分材料比较详实，对于校长行为的记录给我带来一些比较新的体验（但这些关于校长的研究前几个月已经作为论文单独发表过了）。但最为可贵的地方可能是林老师和她的研究团队试图努力投入到县域教育的研究之中，这让作为县城孩子的我一直非常期待她们的研究成果，还特意买了预售书。

等书到货以后，我趁下雨的几天时间通读了一遍，看的时候就让我感觉处处不对味，看完以后更是皱起眉头。这本书的质量与笔者的预期相差甚远，我本以为这本书至少能达到《特权》的水准，或者像《寒门子弟上大学》那样材料详实，切入角度极其精妙，但看完以后只能说与一些畅销书水平相近，诸如最近被按着头看的《县乡中国》。在我一个低能的本科生看来，这本书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书贪大求全，处处着力但未见中心。著作以《县中的孩子》为主题目，倒不如直接用“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不要用“县中的孩子”这样一个题目来博人眼球。书中教师、家长、校长、政府、课堂什么都有，什么都讨论到了，就是没有“孩子”。一本“县中的孩子”里面，只有第三章第三节中有些许“孩子”的声音，其他章节中几乎没有对于学生的访谈材料，除了第三节之外，第三章其他节也仍是以老师的视角来评判“孩子”——“我教过”“我记得”“有一个”等等词汇在访谈词汇中不断出现。我有幸在线上参加过6月底林老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座，依稀记得林老师在开场时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现在做研究都喜欢谈代表性，但是有谁愿意被代表呢？”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但在这部著作中，“孩子们”——这一县域教育的主体以及这本书的主标题几乎处于失声状态：面对老师的课堂，学业的困难，家庭的问题，校长的付出，学生们是否能充分感受得到呢？他们心中有何感觉，日常中如何表现，作者试图在书中描述的教育体系在学生们看来对自己产生了何等影响呢？这些东西并没有任何展示。“孩子”们在整本书的叙述中几乎“隐身”了，或者说在这样的描述下，县城的孩子似乎就成了教育体系合谋下的提线木偶，他们的能动性哪里去了呢？他们的学习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进一步结合书中的内容提问，村小中把教书当“饭碗”的定向老师会让孩子们心中有何感受？所谓“高二一堂数学课”究竟会让学生们有何体悟呢？整本书给我的感觉是，作者及其研究团队并没有真正地深入到田野之中，与不同阶段的孩子们进行深入的交谈，他们显然仍是以一群外部专家的身份从天而降，跟教育部门和学校进行一些明面上的访谈。就我个人而言，可能更希望看到的是学生们从所谓“村小”到“县中”的种种生活细节和心理感受，据此进行分析，探究县域教育的众多设置和教育体系背后的社会结构究竟在如何影响和塑造“孩子们”的行为、习惯和性格，让他们“被淘汰”或者“走出去”；以及就算是成功被“遴选”出去后，进入了所谓的“好高中”“好大学”，他们是否就此摆脱了县域的影响，是否仍会因为结构问题面临种种现实挑战和心理困境，而中国当下的教育体系究竟是在加剧还是在化解这些问题，我想，只有有了这些，才是能当之无愧地以“县中的孩子”命名的研究。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对于教育体系其他要素的剖析不重要，这些研究工作也是必要的，但终究还是要落在“孩子”上，因为最终检验教育成果的就是“孩子”，而不是其他任何所谓的“评价体系”。作者在书中对于校长的研究非常详尽，面对“正事”与“杂事”，校长的行动被记录与分析，校长们忙于“控辍保学”“脱贫攻坚”“应付检查”，有一套自己的行为逻辑，但是笔者需要再问一句，这些会对孩子们产生哪些影响呢？贪大求全，摊煎饼式的调研，最终却没有以“孩子”为中心。这本著作更像是一本所谓教育专家与政府对话的政策报告，以管理者的视角指指点点，提出一些其实已经被学界提过无数次的政策建议，尤其是最后几章，让人看起来更像是政府文件。题目中的“孩子们”到底去哪儿了，我想这是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

   其次是这本书在理论和结构方面的混乱与松散（当然笔者水平极其低劣，很多分析都是自己的一孔之见，这些东西都欢迎大家讨论）。书中单独章节内部就存在着理论不清的问题，例如第二章“种瓜与得豆”，让浅薄的笔者一度怀疑这一章是否为同一人的手笔。前两节中，作者主要是以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村小课堂进行分析，批判指出农村孩子由于家庭给予的文化资本不足，其习惯难以契合实际上与由城市定义的课堂体系和教学内容，最终学校营造出所谓“天赋”差距，掩盖了阶级不平等的事实。但是在第三节对高中课堂的分析中，作者的视线突然投向了课堂内部，分析起来所谓的“教学基本功和课堂组织策略”，写下一篇朴素的课程设计报告，称赞起教师哪里的教学技巧非常优秀，对于“文化资本”“惯习”等的分析突然消失不见。前后转变之大，实在是让笔者摸不着头脑。在我浅薄的认识里，“文化再生产”理论与课程设计似乎不是一套东西，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也比较复杂（笔者对于这一点尚有很多困惑）。作者如果想在一章内并置这两种视角，是否至少应该说明“文化再生产”理论与课程设计之间的关联呢？如此没有任何衔接的并列，全章讨巧地用一句所谓的“种瓜得豆”之类的俗语串联，让分析显得非常单薄。除此之外，全书也同样存在着很严重的结构问题，通读下来，书中各个章节明显是割裂的并列关系，从头到尾也没有一贯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前后调动其中章节的顺序，也不影响这本书的整体内容表达。如果说明白点，这本书给人感觉更像是一部多人共写的主题论文集，而不是一部精心打磨的著作，章节之间并没有太强的有机联系，只有一个泛泛而论的框架，几乎不存在前后一贯的问题意识。

   最后，著作中一些具体内容也无法说服笔者。以“无奈、保护和逍遥”一章为例，在关于家长择校方面，我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作者的研究——家长择校先看分，看完分后再找比较优势，有能力的就run出去——所谓“顺其自然或以成绩为基础寻找相对优势”，其中并没有展示出什么新颖的观点。除此之外，笔者还要结合自身经历，就择校问题和生源流失质疑，在中西部的县城之中，实际上存在不少县中并没有严重的生源流失问题（我就来自这样一所学校），为何这些县中学生的家长没有选择将孩子送出去呢？这些学生中有不少人的分数完全可以去更高层次的市高中的，甚至省高中的重点班的，这样考虑，所谓“成绩好一点就直接去市里”“成绩不突出还不如回县里”的分类能否涵盖这些学生及其家长呢？同时，这些并没有大规模生源流失的县中，为何近几年也同样面临着“县中坍塌”，高考成绩一年不如一年的问题呢？这些学生生于斯长于斯，上大学之前几乎都在县域内部学习和竞争，高分进入县中就是他们最熟悉的路径，这样的情况下，“县中”的孩子真的会如作者断言他那样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吗？这点被否认以后，作者所进一步推论的所谓“留在县城”的老师们也失去了动力和心气是否会产生呢？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县中的风景吗？这种情况是否也应当加以讨论和分析呢？当然，如果我们放下这一方面质疑，沿着作者的材料走来思考择校问题。正如笔者在文章开头就指出的，“学生”这一主体在书中几乎是隐身的，孩子们在整个择校过程中难道就只是所谓有“不成熟的想法”吗？只是机械地被家长说服或者与家长保持一致？他们会不会从同学和老师口中得到信息来反过来影响家长的想法呢？涉及择校问题，其中必然有一次学生、家长与学校之间的商量，有顺理成章的，也会有多方博弈的，这些东西为何没有被详细地展示出来呢？

   此外，作者在第四章中对于定向教师的分析也让笔者心存疑惑，按照我的理解，可以把作者书中的定向教师将教学视为“饭碗”的原因概括为三点：一是定向教师选择这条道路的目的就是“编制”，就是一种功利化的下行比较选择；二是当前乡村教育重量不重质，追求有就行，学校和政府不会对定向教师提太高要求；三是定向教师是“八十年代”的“安分的实用主义者”，被消费主义个人主义腐蚀，追求所谓“为自己而活”。这三个分析是否能站得住脚，是值得再讨论的，在这样的分析之下，定向教师仿佛背上了“原罪”，或者说当前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得背上一个“原罪”，当前社会择业，多数人都是为了混口饭才干这个行业，这样的择业应当是当下中国年轻人择业的普遍状态，都是所谓“社会下行的理性比较”，比如小明很想搞学术，但渐渐发现自己能力太菜，学术圈又太卷，最后出于利益考量选择去当中学老师了，是否小明就会当天和尚撞一天钟呢？难不成上了大学以后大多数人择业就不是为了“编制”和“功利”吗？第三点中这些关于所谓“某某年代”人的“特征分析”，这样一个极其宏观的分析（而且我个人是非常怀疑这类概括的，但为了讨论我暂且承认这一论断）“安分的实用主义者”是否可以直接就扣在“定向教师”这样一个很独特的群体身上呢？这样的分析是否太过“偷懒”，把普遍问题特殊化了呢？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不断强调针对定向教师的“师德教育”没有起到作用，那么我们势必要问一句究竟为何没有起作用呢？如果将这一问题理解为当前时代环境决定，正如笔者所强调的，当下绝大部分人找工作都是主动或者被动的完全出于功利考虑的，那么其他的“职业道德”教育是不是也就失效了或者没必要进行了呢？定向教师的培养过程应当需要进一步讨论。在分析过程中，作者及其研究团队有着明显的“管理者”情绪，不少细节处表露出对教师的责难，比如“为了追求主科课程的教学质量，认真备课是基本保障，但定向教师们认为抄写纸质教案的过程对课程内容的熟悉和课程设计而言的帮助不大，因此对于现有规定下指定检查的纸质教案，他们采取了随意敷衍的态度，将定时完成定量纸质教案视作一项常规的抄写任务，而非教学研究任务。”笔者将这句话抄录于此，这句话明显是带有预先论断，作者提前就认定了抄教案有助于备课，使用“但”，“随意敷衍”等词汇，但是事实是否如此，定向教师们的心理活动究竟如何，抄教案与备课之间有无必然联系呢？学生对“错题本”“敷衍了事”是否就意味着他学习态度有问题，学习不认真，学习成绩不优秀呢？实际上，笔者在自己的一些调研中，处处可以听到各类教师对于“抄教案”的抱怨，不仅仅是“定向教师”，更有师范大学毕业的老师，不仅有乡村教师，也有城市教师，至少有很大一部分教师认为强制抄教案是一种“形式主义”“留痕主义”，或者说是什么制度让教师们产生了对于抄教案的抱怨态度才应当是探究的问题，而不是去对“定向教师”这一群体做出一项“诛心”的评价。

  写到最后，笔者已经不想再多对此书做出其他批评了，这篇书评就当作一个非常失望的读者十分情绪化的碎碎念吧。

 

（转自豆瓣，原作者：梦想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