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印)潘卡吉·米什拉著

索书号：B949.935.1/14

 

       种姓遗毒、殖民文化、民族主义、宗教冲突、阶级分化，米什拉面对印度社会的复杂性，试图重走佛陀的路线，从蓝毗尼到德里、从德里到克什米尔，通过追寻和倾听，试图寻找现代印度的解脱之道。

       雅利安人的种姓社会控制

       印度没有严谨系统的历史编录传统，只能通过神话典籍回溯面容模糊的印度历史，米什拉面对这样的现实不由感叹：“一个人只要掌握正确的历史信息，就有能力回溯过往，展望未来。但是，有些地方的历史车轮已经运转太久，无论从废墟里还是从虚无中，过去和未来都难辨面目。”

       翻阅印度最古老的典籍《吠陀经》，米什拉试图梳理出印度发展的脉络，根据《吠陀经》中的《梨俱吠陀》显示，游牧的雅利安人闯入这片潮热的南亚次大陆之后，开始定居农耕，他们最早选定的定居区域位于阿富汗东部至印度河-恒河平原的分水岭之间。

       经过不断对印度本地人入侵与交融，雅利安人发展出了复杂的神学系统，与古希腊相似，雅利安人所敬奉的神都是已人格化的自然现象，如火神阿耆尼、水神伐楼拿、风神伐由、太阳神苏里拿和死神阎摩，还有被尊奉为主神的英雄武将因陀罗。

       为了加强社会控制，雅利安人发明了臭名昭著的种姓制度：“最低等的种姓是首陀罗，一群肤色较深的土著人或混血儿，即便属于部落体系，地位也不比奴隶高多少。而三个高种姓分别是，由贵族与军人阶层组成的刹帝利，由神职人员、思想家和立法者组成的婆罗门，以及由地主、商人、放债人组成的吠舍。”佛陀便出生于刹帝利种姓的“释迦”部族。

       婆罗门教“业力说”神权垄断

       种族制度的之后，婆罗门教便掌控了与诸神沟通的“媒介”，以“轮回观”和“业力说”延伸出的“因果论”掌控着印度的社会秩序。

       轮回，是婆罗门教圣书《奥义书》中的重要观念：“轮回的概念孕育了“业”(karma)，其字面含义是“造作”或“行为”根据此说，人会在欲望的驱使下有所作为，其作为必会产生一定的结果。然而，并非所有结果都会在今生今世完全显现，其中某些结果要等到来生乃至数代后的后世才逐渐被揭示出来，一个人今生的际遇彰显的是他前世造作的结果。”

       这种根据轮回观所产生的业力说传递的是：“人或悲或喜的境遇无非是自己前生的造作得出的果报。《奥义书》中最早成文的《广林奥义书》断言，一个人将来如何，取决于他如何行动。其行善，得报便善；其行恶，得报便恶。……所以，人原本就只是欲望而已。人按照自己的心意造作，他的行为决定了他未来的果报。”

       婆罗门教借助业力说所延展出的因果论，不断强化民众此生的痛苦源自于前世的果报，这种思想牢固的将印度低种姓人群缠缚在循环不已的业因果报中，切断了普通民众的自我解脱之道，凡事只能听天由命，敬神侍神。

       沙门的觉醒

       而在当时的印度社会上，有一批人则拒绝接受这样“因果报应”的思想控制，并反对婆罗门所设定的社会秩序，这些人被称为“沙门”(sramanas)，他们是新兴城市文明催生的流浪者和精神探索者，佛陀正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

       这其中，最激进有唯物主义者阿耆多·翅舍钦婆罗，他否认轮回，甚至直言不讳地断言：“布施、祭祀、供养等等，概无用处（没有功德），亦无所谓善恶祸福、业因果报。不存在转世轮回……也无所谓后世来生……人死即灭，原先构成人身的土、水、火、风四大元素，届时都将各自分离，复归原状，连人的感官也消失无踪于太空。四名殡葬夫前来收尸，在地上燃起熊熊烈火，焚烧亡者：他的骨头变成鸽子羽翼般的森森白色；他的祭物也终将化为灰烬。除此之外，便只有那四个殡葬夫，还在说长道短（议论亡者）。”

       也有至今还影响印度当代社会的耆那教创始人摩诃毗罗，他强调只有基于非暴力和节俭原则的沉静生活，才是解脱轮回的唯一途径；他的追随者被称为耆那教徒，以其在贸易和商业活动中的巨大影响力而闻名；他们至今仍是印度最成功、最乐善好施的商人。

       而在“沙门”一系之中，佛陀则是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一位，因为他提出了更为系统的基于个人修行而寻求解脱的方法集成。

       觉者佛陀的治“苦”疗法

       佛陀宣称：“人的苦厄根源在于对自我和物质世界有着顽固的执着。”

       他认为所谓“自我”只是一种幻觉：“个体的统一性是基于色、受、想、行、识五种条件（五蕴）聚合才存在的，并没有恒久不变的统一性或完整性，五蕴皆空。所谓自我，正是我自身的各种部件组合在一起，才有了众所周知、专属于我本人的名字，一个方便称呼我的假名。”人们口中的“自我”缺乏内在连贯性，总会受到散乱的思绪、记忆和情绪的牵引，因此，除了这种流动之外，一切都不存在。

       人只要贪恋那个绝非真实存在的“自我”，就会产生欲望、执着、傲慢、嫉妒和嗔恨等各式各样的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佛陀断然否定了这种毫无节制的贪爱，他宣称：“一切身心中，执取固有，无非是苦。”

而如何脱离这种幻觉，脱离苦厄，佛陀给出了一套严格而缜密的治“苦”疗法。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四圣谛”（苦集灭道）“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并给出了修行之路的三个阶段：戒、定、慧。佛陀认为，个人只要得以正道的潜心修行，便有足够的能力获得解脱。

       在佛陀的教义中，利己主义成了义务：“唯一紧要之事”，“你如何摆脱痛苦”调整和限定了全部精神食谱。因此，佛教的这种依靠个人修行的解脱方法，打破了婆罗门以“业力说”通过众神之力控制社会的道具。

印度的宗教史上，婆罗门祭司最初是连接人类与众神的中间人，后来却摆脱众神，径自越俎代庖了。而当佛陀宣扬“自我救赎的宗教”时，众神连同他们的代言人被统统弃置一旁，同样被放弃的还有原先基于超越性价值而构建的旧世界。

       或许这对米什拉来说，佛陀曾经在那个时代所创造的转变，或许也能给当代印度一些新的启示，因为佛教在历史上切实给了诸多亚洲国家一些充分的变革力量，但如今的印度能否重新用上自己发明的这一味药，依然值得怀疑。

       瑜伽行唯识派的意识不灭论

       对我而言，其实本书印象最深的还是瑜伽行唯识派的一个观念，他们认为：“人一旦有所行动，其行为导致的记忆残痕至死犹存。他们用了与弗洛伊德学说类似的表达，认为人的一切思想、言语和行为都会在意识之中沉积为一种业力的痕迹，这种意识包藏着过去生生世世残存的记忆，就像是一座桥梁，连通了人的多生多世，而不只是一生一世。”

       而这个转换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他们解释到：“除意识之外，生命的缘起还需要其他更加世俗的必要条件，即男女——他们的结合能带来新生命。亡者的意识点亮了新生命，在子宫中燃起火光，这新生命的意识与亡者的意识既同又不同。意识由此得以保存下来，正如物质世界的能量守恒一样，它永远无法被毁灭，而只能转换存在的形式。”

       也就是说，在瑜伽行唯识派看来，人灭后，意识不灭，会随机弥散到全新的生命轮回中，并对新生命产生影响。跟出家的朋友聊到这个话题，他说人灭“五蕴分离”后，留下的“蕴，与其他的“蕴”组成了新的“主体” ，这样“蕴”与“蕴”都会对这个新的“主体”产生不同影响。

       按照这种观念，所谓前世的“业障”就会随机到新的生命之中，此生“消业”不过为“前世”偿报，但此生“修行”，却不为此生解脱，而是为“后世”脱离轮回之苦，这样的追求，要求极高，非凡人所能试炼，而且为此要牺牲掉很多人间至乐，又有几个人能够做到？

       这一点，似乎米什拉也意识到了，他说：“贪嗔痴的烦恼确实可谓一切苦的根源，但它们同时也是生命之源，而且还是伴随生命所生的种种乐趣之源，无论生命及其欢乐如何短暂，如果彻底将它们铲除，我们面临的也许就只有比解脱更加骇人的空虚。”

       但控制过剩的欲望，在现世避免极端的痛苦，还是值得为之努力的，那么如何在本由贪嗔痴驱动的世界之中，过一种尽可能合乎道义的生活呢，米什拉最后回忆起老一辈喇嘛说过的那句话：

       “修行人面对世上棘手的难题时，只会从修补自己的鞋子入手，而不会强求立刻将整个大地铺上地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