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春季是人类自杀的高峰期。历史上，一些名人的确选择在春天结束生命。比如香港演员张国荣、诗人海子、作家川端康成与弗吉尼亚·伍尔夫。

　　2024年的春季已接近尾声，春日氛围寥寥，过去一个多月媒体报道了几起中学生自杀事件。有的因为难堪校园霸凌，“与其被她们打死不如我自己死”。有的疑与老师、家长起冲突，在学习、成绩或作业等某一方面未能达成共识，冲动行事。更多孩子的离去，则原因不详。

　　随着网络时代信息技术的普及，未成年自杀现象被迫或主动地推到人们眼前。主动曝光并向外界寻求帮助的往往是家长，“好好的”孩子稀里糊涂走了，求老师告校长，自省或外寻，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带走孩子的恶魔。

　　问题，就出在这个“稀里糊涂”。

　　我们往往很难从一名轻生的未成年人身上揪出一个确切的、具体的原因，由于事发地点多数在学校里，或与学校人事物相关，人们便自然而然地从学业、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等方面找原因。尤其是自杀者的父母，悲恸的重创下，他们迫切地想找到一个可理解的缘由，来舒缓痛苦。

　　但我们的确不能忽视校园环境的生态复杂程度。

　　学校往往被视为规范、文明、理智的培养皿，但不论大中小学，学校都只是一种公共设施，同时也是一个小型社会。每一个社会内部，都自有其秩序与运行逻辑，有明规则与暗规则。在社会、利益关系尚薄弱的中小学生之间，力量的结构，往往仅凭着人数多寡与体力的高下。

　　社会生存技能的相对薄弱，导致了孩子们在面对“超出预期的情况”时，选择缄口或有意忽视。笔者曾在五六岁的年龄，被同龄小孩用牙签之类的利物多次扎进身体，名为“医生与病人的游戏”。那是孩童世界的游戏规则，没有人教过他们游戏应该怎样玩，教育者大多数也只会草率地将“玩游戏”与“学习”对立起来。游戏就是阻碍学习的娱乐，或者是为学习服务的消遣，不需要深刻的思考与引导。

　　中学会复杂一些。进入人格的自主独立与个人意识发育时期，每个未成年人都开始面对“自我”这个课题。这个阶段，不论学习考试、人际关系等哪一个方面出了问题，一个孩子都很难想到另一条出路。

　　一次重要考试砸了，一件难以启齿的事被人知道了，一所学校待不下去了，都可能得出“我的人生彻底毁了”这个结论。因为看不到另一种活法的可能性：转学是否有可能？不上学是否可行？当自己所能触及的力量与视野有限，他们便可能选择以各种方法逃离这个让他们心理负重的世界。

　　在194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笔下，只是要求人变化自身去适应环境的教育，有可能扼杀人。其代表作《在轮下》中，男孩汉斯聪明勤奋，在学校里成绩优异。但身边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过汉斯，即便不做一个尖子生，他的人生依然有价值。

　　没人关心汉斯脑袋里真正在想什么，校长甚至将他的成绩下滑归因于汉斯结交了一个个性强烈、离经叛道的朋友。校长对汉斯说：“千万不要放松，不然你就会掉到轮下被碾压了。”最终，汉斯选择了自杀，逃离了看不到希望的世界。

　　“在轮下”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东亚教育体系。如果逃离了这一套评价体系，孩子们是否能在另一套里找到价值？

　　现代社会，越文明先进的教育体系，越会强调对未成年人的人格教育、美学教育与性教育等等。而这些，即便不是为了培养一个更多维的、完整的人，也为了让一个人拥有抵御自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