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姜萍家的鸡都不放过！”前段时间，一个叫姜萍的平凡女孩因为在数学领域表现出的才能被大众知悉而“火了”，各路直播博主闻风而至。老家院子成了“打卡圣地”，姜萍父母“有家难回”，整个村子不堪其扰。

　　这是一种早已习以为常的异常景观，前面就有全红婵、拉面哥、“鹅腿阿姨”等一大堆案例。

　　一些人对网红已经十分厌弃，呼之曰“苍蝇”“牛鬼蛇神”。这些厌恶的比喻，显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同时透露着人们对这一异常景观反复出现的无力感。人们立场清晰，但又无可奈何，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它来自社会文化本身内蕴的矛盾，那就是：一方面，我们这个社会仍然具有由传统价值观带来的普遍的道德共识，那就是人应当善良；另一方面，我们又已深深卷入现代社会的秩序逻辑，那就是行为只需要合法。

　　道德直觉让我们感知到，乌泱泱的“苍蝇”从四面八方飞来停留在一个村子、一个院子，黑压压的“牛鬼蛇神”架起摄像机窥视一切，扎堆喧哗，昼夜不息，让这个村子、院子的人生活失序，是不善良的。而现代理性又让我们很清晰地知道，这种直播、拍摄行为整体上并不违反法律，是否违法只能从具体个案入手去考量，很难简单对现象进行法律否定。

　　这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甚至本质上不是文化现象。因为它不是由文化驱动，而是由经济驱动的。也就是说，它其实是物质性的。“围观”的心理基础是千古同构的，公共场域下有事发生就有围观，围观现象与身处何种文化或何种时期的文化没有必然关联。它发生急剧变异，是科技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与科技结合的结果。

　　先是互联网出现和相关技术发展，把有限的现场围观放大为无边界的远程围观；紧接着，“打赏”这种机制被发明出来，于是技术手段与经济实现结合；继而，作为远程围观中介的直播因为有利可图，资本参与，企业参与，个人参与，“围观”就被结构化为一种经济形式，一种“生产行为”了；最后，就出现我们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很多事情不违法，但不善良。

　　其实，任何时代，合法与善良之间都有可能发生冲突，伦理道德在其中起一种缓冲、调节的作用，使得双方不会过度背离。而伦理道德能够起到缓冲、调节作用的前提是，它作为一种评判力量本身是中立的，不是当事方。比如在传统社会，发生了一件事，舆论代表着伦理道德，它只是一种规范力量，评头论足本身不会带来利益。

　　举个文学的例子，《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算卦的时候发现了前来算卦的女子是一个妖精，立时使出擒妖手法，并且拿起案上的砚台把“女子”打得头破血流。这个时候，围观的人群马上舆论哗然，纷纷指责姜子牙打死良家女子。虽然人们“不明真相”，骂错了人，但他们做出的道德评判是中立的。

　　而在现代新技术条件下，“道德评判”本身被经济化、利益化了，成为当事方，“水军”就是这样产生的。尤其是在直播诞生、“苍蝇”飞舞之后，“水军”具有了自生能力，合法与善良的背离就日甚一日。几乎在任何广为传播的事件当中，很多自媒体都成为当事方，它们表达立场的目的，不是张扬公道价值，而是获得经济利益。回顾前面理出的那个变异过程，我们会发现，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打赏”，打赏赋予了舆论以利益可欲性。正是打赏，让合法与善良之间丧失了缓冲调节的中介，从理论上的矛盾变成了现实的矛盾。

　　舆论存在的意义是建立秩序，舆论所依托的道德理性，是公共产品的价值基础。如果价值基础的表达方式本身被经济化、利益化，那么秩序就只能维持在法律强制的底线之上，它也会合法，但可能不美好。公共产品的价值基础被利益化，今天很常见。比如，科技塑造了平台经济，平台成为一种广延性的准公共产品，而平台又有强大的利益动机和实现动机的能力，于是也导致了异常现象频发，使得讨论“科技向善”成为必要。

　　如何认知、掌控与重建，目前仍有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