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者：许宏著

索书号：K220.7/66

许宏是考古界著名的“不动产专家”，这虽是他的自我戏称，但也是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的。倘若从许宏1983年参加山西侯马晋都遗址的考古实习算起，他与城结缘已逾40年。

在城市考古这一领域，他已先后出版了《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先秦城邑考古》《踏墟寻城》《焦点二里头》等一系列以“城”为主角的著作。上述专著中，许宏从考古学本位出发，对中国古代城邑的生命史进行了长程勾勒，并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不过，有鉴于考古学话语体系的壁垒性，相关研究成果并未能在公众中得到很好地传播。饶是如《大都无城》这样的获奖畅销书，也因其专业性较强，让不少读者望而却步。作为一名热衷于公众考古，将公众考古视作职业使命的考古学家，许宏一直尝试以他田野实践与研究成果为基础，完成一本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通识读本。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城的中国史》，便是最新结出的果实。

“城邑”一词是贯通全书最为重要的词眼，按作者定义，它实际上就是围子，是拥有区隔或防御设施的聚落。因此，无论是“环壕聚落”还是“垣壕聚落”，甚至于以栅栏圈围，或部分利用山川自然之险形成的区隔空间，都可以纳入城邑的范畴。在这一定义的前提下，作者梳理了从距今9000年到帝制中国结束前夕的城邑发展轨迹，阐述了他基于考古资料构建的城市进化论。

“城邑”一词是贯通全书最为重要的词眼，按作者定义，它实际上就是围子，是拥有区隔或防御设施的聚落。因此，无论是“环壕聚落”还是“垣壕聚落”，甚至于以栅栏圈围，或部分利用山川自然之险形成的区隔空间，都可以纳入城邑的范畴。在这一定义的前提下，作者梳理了从距今9000年到帝制中国结束前夕的城邑发展轨迹，阐述了他基于考古资料构建的城市进化论。 前仰韶时代基本上是环壕的时代，仰韶时代则历经了从环壕到垣壕的转变。到了群雄并起的龙山时代，垣壕聚落普遍出现，城址走向方正规矩。与此同时，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长江流域、黄淮流域、黄土高原分别形成了水城、土城、石城三大城邑类型。有意思的是，其后二里头文化至西周时期的大多数都邑竟摒弃了此前的筑造垣壕的传统，代之以仅有环壕或无任何防御设施。到了列国争雄的东周时期，城邑营建进入了龙山时代之后的第二波高峰期。这一时期的前段虽有多座都城延续此前无垣壕设防的传统，但已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无邑不城”、城郭兼备的时代。及至秦汉，这一趋势又突然中断，帝国都城再次出现了郭区无垣的现象。直到魏晋时期，城郭兼备的总体布局才最终固定了下来，并一直延续至明清。在这样一段壮阔的城邑史中，许宏还穿插讲述了诸多中国古代城市构成要素乃至文化景观的动态变迁过程，如宗庙、陵园、手工业区、里坊、方正格局、大中轴线等。 在笔者看来，许宏所著的这本《城的中国史》除了完成对超长时空内城邑结构的扫描式总览，至少还在以下两方面有所贡献。

第一，对城邑产生及发展的动因及背景进行颇具说服力的推测。许宏认为不同时代的城邑特征虽是地理环境、亲缘组织、族群认同、政治形势等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总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对此他因时因地作了分析。如新石器时代最早一批环壕城邑的出现与定居形态、农业生活的确立有着密切关联，而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方正规整的垣壕城邑则是由政治秩序不断强化、邦国众多且冲突时有发生的时代背景导致的。

第二，突破了中国古代城邑发展单线进化的传统认识。在详尽掌握考古资料之后，许宏发现《考工记》《汉书》《吴越春秋》等传世文献中记载筑城制度与先秦时期城邑考古既得事实并不相符，“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并非历史发展的必然或量变到质变的结果。据此，他总结出了二里头至西周时代的王朝都邑和若干方国中普遍存在的“大都无城”模式，并指出这一模式在春秋仍有延续，到秦汉时期重新崛起。 从全书三分之二左右的内容均涉及 “大都无城”模式的论证，便可以看出这一发现在许宏心目中的分量。尽管对于“大都无城”时代是否真如他所说的，源自华夏文明上升期华夏族群深厚的文化自信，仍有争议，但就其对城邑单线进化史观的冲击，对城郭体系与社会复杂化关系的重新思考而言，也是值得读者珍之审之的。

本书的另一特色，毫无疑问，是作者对于考古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相关重要概念的介绍与辨析，这些概念包括但不限于“聚落”“邑”“城邑”“城市”“国家”“文明”。如此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公众重新思考许多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的概念，进而能够认识到考古学研究在推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更新既有理论方面所具有的潜力。当然，由于书的篇幅所限，对于“酋邦理论”“广域王权国家”“社会复杂化”等一些关键理论或概念，作者也并未展开论述，读者阅读起来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门槛。所幸的是，在信息爆炸且获取极为便利的当今，根据书末作者给出的经典参考文献或搜索相关资料，读者可进行延伸阅读，不断扩容。 这里我们以书中反复提及的“城市”概念为例，看看许宏是如何通过对考古材料深入浅出地分析，论及他在中国语境下对“城市”内涵及其变迁的理解。城市是有别于乡村的一类公共空间，就定义城市的标准而言，历来众说纷纭。不少学者认为城市与乡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经济方面，强调城市的人口构成与乡村迥异，不包括从事农业、畜牧及渔猎等农业人群。然而，具体到早期国家阶段，包括马克斯•韦伯、刘易斯•芒福德在内的不少社会学家，很早就认识到城市范围内并不排斥更古老的生活秩序，居住其间的人群不可能脱离农业生产，古代城市中包括很大一部分“农耕市民”。

针对这一问题，斯波义信、宫崎市定、戴顺祥等许多深具卓识的历史学家们均有过论述，认为中国古代城市经济职能的分化或在汉，或在唐宋。然而，许宏则从实证性更强的地下证据出发，从城市考古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最后，我们再回到本书的书名“城的中国史”，正如后记中所言：“仅从书名上看，读者诸君应该可以窥见作者的‘野心’，他是要在这几万字的小书中，从‘城’的角度捋出中国古代史宏观演化格局和发生发展脉络，从城邑和城市考古，升华到对中国‘大历史’的把握与建构。”许宏自信能实现这一目标，是基于他的认识前提，即国家、文明、城市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相伴而生的，城市是文明时代特有的、与国家相应的高级聚落形态，集中文明因素最多。也正因如此，本书虽以“城”为首要研究对象，但却在行文中论及了夏商分界、“二里岗大冲击”、中晚商的时间断层、殷遗民去向、“左祖右社”营国制度的形成、游牧民族的国家秩序构建等一系列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尽管不少问题只是点到为止，但相信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一定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份“野心”，抑或说是“良苦用心”。

总之，《城的中国史》虽是一本以公众为目标读者的“大家小书”，但却在十万字左右的篇幅内完成了对万年时空范围内中国城邑的宏观历史叙事。它以考古学为本位，试图解释中国城邑发展史在文献与考古材料之间所呈现出的殊异，相关论述不仅紧扣学术前沿，而且饱含诸多的理论思考，是一本有品质的好书。

（转自《天津日报》，作者：靖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