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1日 来源：珠江商报 作者：李健明

 

 

    澳门，虽与顺德隔海相望，但自开埠以来一直与顺德互通有无。所谓“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就在那弯曲别致的小街旁，我们常听到亲切的乡音，品尝到地道双皮奶，更处处感受到两地交融、推陈出新的文化与经济，因为，两地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

 

 

    1570年后澳门进入持续百多年的对外贸易鼎盛时期。一直到清初，由于澳门独特的地理优势，广州政府甚至将广州的对外贸易业务也转移到澳门，于是，澳门不但成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商品最重要的集散地之一，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中转站。

    随着国际市场对蚕丝制品需求量的不断增加，价格也激增，所谓“近日丝多价愈起，洋船采办来千里”。顺德人闻风而起，纷纷发展桑蚕产业，并构筑桑基鱼塘，逐渐开拓出两大专业性商品农业区：一是以龙山、龙江、桑麻为主的基塘式养鱼区，主要发展养鱼业和蚕桑业，一是以陈村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养鱼区，主营花卉、蔬果、粮食。其中不少蚕丝经海上水运直输澳门，经澳门转送世界各国。在当时中西贸易关系中，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地位，国外商人用大批白银购买丝货。大量白银的积累，使一直稳居广东丝绸出口首位的顺德迅速发展，并为它成为“广东银行”提供了直接资金来源。

    繁荣的贸易出口一直延续到清代乾隆年间，当时顺德仍有长渡169艘，每天将蚕丝、塘鱼、日用品运输到澳门，甚至鸦片战争后，顺德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仍不断输往澳门。因此，频繁的经济往来，使澳门与顺德成为互通有无的紧密贸易伙伴。

 

 

    明朝灭亡后，一大批爱国志士先后踏足澳门。如大地理学家、山西大学者张穆、番禺学者陶璜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明末大学者、“岭南三大家”之一的番禺人屈大均在抗清失败后，削发为僧，漫游澳门，考察民风，并为领土变异而沉郁难伸。在他的名著《广东新语》中就专辟一章写澳门。他的好友，同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顺德人陈恭尹虽在清顺治年间，仍奔走福建、浙江一带，力争与郑成功、张煌言等人取得联系，力图反清复明。但终因世易事移，大势已去，最终无功而返。回顺德后，他与同乡好友何绛、何衡兄弟读书切磋，并曾同游澳门，秘密结交反清义士。不过，那时候清朝统治十分稳固，个人努力，星火难燎，有鉴于此，他隐居羊额，读书饮酒，诗书自娱。不过，如今珍藏在普济禅院内他的书法佳作，已成为两地文化交流的见证。

 

 

    清末民国著名诗人学者，杏坛右滩人黄节曾有好几个月逗留澳门，并留下了十多首诗篇，为我们了解当时澳门的风土景况、作者当时心境提供了难得的原始资料。

    1928年，困居北京的黄节，受梁漱溟等人邀请，回故乡广东任广东省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在著名学者吴宓的日记中也有此事记载：“李(李苍萍)述在粤半年情形及经验，及此次奉粤当局命，来请黄晦闻先生(节)赴粤主持教育事，宓乃赞之，谓黄先生必允前往。”可惜，满腔热忱的黄节来到广州就职后，诸事挚肘，跋前踬后，无法顺利开展工作，再加上蒋桂战争，省府主席李济深被扣南京，于是他坚决辞职，赴澳闲居。

    70多年前的澳门，“三面山横百亩塍”、“一湾弱水不流花”，相对于纷争不息的大陆，不失为一个略显清静的“世外桃源”。在广州，“坐觉春阴转北风，换晴将雨去何从”的他，暂可歇息一下苦闷彷徨的灵魂，面对宁静淡雅景致，他也不禁发出“平生好景不多闻”的感叹，于是，大诗人暂且收起久羁心灵，尽情领略岛上风光。

    当时的澳门，“寂寂连山草长芽”，一片苍翠宁静。因是海岛，卖鱼自然是常事，不过，一旦转入诗人笔下，便气韵不凡。“上街鱼美出严罾”，那活蹦乱跳的情景，跃然纸上。而海上飞鱼也算另一奇观，于是也就有“岂有飞鱼更可求”一句，真可谓事事新鲜可入诗。再看他笔下端午风俗：“投粽虚鱼鳖，抽蒲榜里邻”，楚越古风，呼之欲出。另外，在他笔下，一些琐事也折射出当时澳门景况，如“潼扰羊群时亦斗”，他在小注中细加说明“邻居畜羊，取潼羊忽驯忽斗”。可见杂居旅人来自全国各地。而“地穷不负人求给，船载松江水一杯”，他在小注又仔细说明：客书来言香港水荒，远在上海载水济民食。无意中记下当时香港水困的一段历史。由于当时通讯不太方便，他的书信都由贩鱼人代为传送，如“书随鱼贩日迟来”，颇有翘首望飞鸿，青鸟久不至的郁郁古风。诗人笔下一点一滴的琐事，为我们拼组出一幅70多年前的澳门景象。

    因诗人是在1928年春末夏初来澳门，天气颇为干旱酷热，故此，诗人笔下也多夏日景致。如“夏苗无雨多鬅鬙，行云暂作须臾阴”、“湿草低田草亦枯”、“雨带朝暾风又催，井泉枯渴未能回，海夹山气行行去，鸭上枝阴脉脉哀。”苗鬅鬙、草干枯、井无水、鸭上枝，可见当时确是旱热难耐。

    不过，热极风雨生。于是，在他笔下，又是一幅大雨倾盘、浪如逝川的壮丽景象。如“天逢一雨欲欲乐，海纳群峰故故弯，得水鹈鸪逾斗大，漫田良莠与人顽”，“大鱼出树时高下，渴马收江直万千”。今天再读，犹觉景现眼前。

    当年澳门夜景，虽无今天霓虹灯映照下的璀璨绚丽，但海天共一色，明月洒清辉，确也醉人。于是，在他笔下，既有“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的明净，又有“浩浩海上鸥，寥寥栏外星”的辽阔、更有“浮云落与人争渡，渔火明如海有涯”的绚烂。

    诗人虽说澳门之行是“人生难得此居停”，但作为一个“憬然中谷三章后，不是忧深独老夫”的志士，他那颗时刻跳动的心，却无法闲适。因此，去国怀乡的伤感油然倾注笔底，即使他偶露“老怀不为英年语，地动天回无偿任”的颓语，但若再看他的端午诗，人们还是不难读出他仍以屈原、贾谊自况，即：长沙始能吊，异地更无亲。另外，从他的“风转树间留去叶，灰成烛后尽余心”中，更清晰折射出他只是左右为难才暂居澳门，所以，怀念故乡诗句倒也不少，如看见街上鲜鱼，便想到家乡甘竹滩上的豆豉鲮鱼，于是一句“客厨当有烹鲜性，不及乡风豆豉鲮”便倾出笔端；看到美景，便思故乡，于是，“眼前物我俱难得，回首乡都独累嘘”更悄然流露，因为，他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只“栖栖云间鹤”，所以“登楼望故国”时，总涌出胡马依北风之感，不过，诗人暂短的澳门逗留，倒成为我们更深入了解这位诗人丰富细腻内心世界的绝佳切入点，同时，也为顺澳历史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1897年，康有为、梁启超来到澳门继续宣传变法，他们在当地富有爱国精神的巨商，顺德人何廷光大力支持下，创办《知新报》。一批顺德才子也投身其中。当时8位撰述人员中，就有顺德人吴恒炜、刘桢麟。吴恒炜更在《知新报缘起》指出：“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

    《知新报》以宣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为宗旨，尤重政论，常刊外国政情和最新技术文章，内容新颖，知识丰富，再加上撰稿人俱学富五车，笔挟秋霜，纵论时事，直言无忌，成为中国南部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深受海内外读者欢迎。《知新报》开始时为5天一期，自第20期起，改为每10天一期。此报发行量甚大，畅销全国各地，远销日本、越南、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在当时，澳门的《知新报》与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齐名，成为引人注目的三大报纸之一。而在呐喊呼告、唤醒民众的字里行间，凝聚着顺德有识之士的心血与智慧。

 

 

    勒流人廖平子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办报宣传民主革命。不过，最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他在抗战时期避居澳门时心系抗日，独力手书并出版《淹留》诗刊杂志一事。此杂志以诗画形式，痛斥日寇，宣传抗日。这本杂志，从文字创作、图画描绘、文字誊写、装订印刷乃至发行销售都是他一人独揽，成为世界出版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

    作为半月刊，《淹留》每期手抄15册，每册销售10元，他就是靠这每个月微薄的300元资金支撑全家生计。《淹留》共出版40期，后改名《天风》，又发行了14期。值得注意的是，每期杂志都是终刊号，他说：既然出版的继续是无望了，所以就索性出这最后一次。后来，他寄居曲江，将刊物易名为《予心》，出版了5期，终因贫病交加，撒手尘寰。如今，这份只有38期的杂志已成为价值连城的文物珍本。

    如今的澳门，到处都活跃着顺德人的身影，从书画名家、“文化功绩勋章”获得者甘恒，到曾任澳门基金会主席、澳门出入口商会会长的吴荣恪，再到饮食业商务副理事长冯均、梁拔祥、杨辉以及众多默默奋进在各个领域的顺德人，无不展现出他们勤奋聪颖，精进奋发，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的内在精神与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