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13日 来源:珠江商报 作者:李健明
藤花亭主人梁廷楠.下
总纂中国第一本地方关志《粤海关志》
1834年,梁廷楠任广东海防书局总撰,后被聘为《粤海关志》总纂,着手编撰《粤海关志》。梁廷楠一生著述甚多,但最有价值的要数这本书。这是中国第一部地方海关志,记载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交往以及错综复杂的外交活动,同时,也让人在字里行间寻觅到天朝帝国江河日下的颓败景况。
全书共30卷。从“皇朝训典”、“前代事实”、“口岸”、“设官”、“税则”、“奏科”、“经费”、“禁令”、“兵卫”、“贡舶”、“市舶”、“行商”、“夷商”、“杂识”等部分作全面介绍,且“所志各类,繁简得当,洪纤靡遗,洵邦计可贵之编也”。直到现在,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仍受国内外专家的高度重视。
清朝初年,天下只有四大海关:江南云台山、浙江宁波、福建漳州、广东广州。后来,独留广州的粤海关作为1757年到1842年之间全国唯一的海关。粤海关在国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意义。
身在洋华杂处、目睹中外贸易的梁廷楠遍览典籍,披炼档册,日书夜思,终成煌煌巨著。《粤海关志》不仅分类记载了从汉到明的大量对外贸易原始资料,他还在指出前人概念不清导致误解历史的同时,明言中国对外贸易始于汉代,即“惟《赵佗传》言南越关市铁器,当为通市之始”,从而印证后来西方学者“中国与罗马等国贸易,自公元前三世纪,即以广州为其附近为终止点”的论点,从中可见其资料详实,立论谨严。
在论述各朝代对外贸易时,他又告诉我们,宋代太平兴国期间,朝廷禁止与番客贸易,且“过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南……妇人犯者,配充针工”。作者说,当时海禁原因,是“市舶司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取悦权近”。从这一点,可见出宋朝简朴素淡的治国风气。
元代推行的验货抽分制度很有趣。它是按照“其货以十分取一,租者以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后来,又“细色于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输税”。因是单纯依仗人为因素,并无具体法则可循,因而随意性很大。到清代,海关收税则丈量船头长宽,分三等,一等大船收1000~2000两白银为船税,2~3等中小船收400~800两白银。至于货物税银,则以斤两计算,但当时客商大多以黑钱贿赂官员,他们也乐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白银哗哗地淌进自己腰包。朝廷虽三令五申,但官员却各行各素,确有点无可奈何。
据记载,道光十年左右,当时到粤海关进行贸易往来的洋船最多是美国,多至40~50艘,不过,多是二、三等小船,而英国虽仅20来艘,但多为一等大船,至于荷兰、法国也有2~3艘小船。据统计,乾隆十四年,一年内有18艘洋船来粤海关。嘉庆元年就达53艘。二十一年104艘。道光十七年最多,达213艘,可见当时对外贸易的兴旺。
一组细节看当年
在《税则》中,有一系列粤海关历年的税收情况。笔者从三个时期中抽出三组数据,并与当时政府总收入相比较,发现粤海关税收在国内经济总量中占极重要地位。如乾隆四十二年,国库收入为8184万两白银,粤海关税收为58万两白银,占国库收入7‰。嘉庆十年,国库收人7000万两,粤海关为103万两,占1.4%。道光政府的财政盈余只有506万余两,而粤海关的税银却达124万两,占超过五分之一。
在当时,对待外国商人的很多规定十分细致,如“各处洋船出口,准带煮食铁锅,其额外多带铁锅出洋者,照废铁出洋例治罪。”这反映了当时政府对铁器流失的重视。另外,“凡澳门人自与夷商买物,不许使用官银,亦不许将官银换给夷人”,这折射出当时政府对白银外流十分注意且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但是,当时的民众懒得理会不断出台的规定,因为他们十分喜欢使用洋钱,而不法中间商往来穿梭,巧取豪夺,大去小来,从中牟利,导致纹银缺少,无法交纳课税。
另外,当时鸦片祸患巳十分严重。因当时鸦片进口属合法行为,政府借取重税来维持经济下滑状况,这无疑饮鸩止渴。我们不妨看一段数据:“乾隆十八年,每担鸦片收税3两。乾隆30年,1斤收税5钱。”当时一名海关水手每月工钱为l两二钱。打扫夫一月为6钱,可见税收之重。因此,梁廷楠在叙述中引用政府官员的奏折讲:皆由海关利其重税,隐忍不发.以致流传甚广……”,可谓不着一语,义愤尽显。其实,当时皇帝也清楚,他在圣谕中也说:自鸦片烟流入内地,深为风俗人心之害。从前市井无赖之徒,私藏服食,乃近日侍卫官员等颇有食之者,甚属可恶,沉湎荒淫,自趋死路,大有关系,深惑民心,不可不严行整饬。
虽然朝廷重典严治,但积重难返,九牛莫挽,这令目睹鸦片如滔滔洪水冲毁国家民心堤坝的梁廷楠椎心刺骨,并引发他后来成为林则徐禁烟得力而坚决的助手。
林则徐理智得力的禁烟助手
邓廷桢在担任两广总督时,每遇疑难必邀梁廷楠出谋划策,而梁廷楠多深谋远虑,切中肯綮,且坐言起行,亲力亲为。因而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广州时,就得知梁廷楠。林则徐刚到任,就马上探访梁廷楠,两位彼此久闻对方大名的志士才子彻夜畅谈,相见恨晚。因此,他在《夷氛闻记》写下林则徐对自己礼遇过访的记录:“先是,林公官杭嘉观察,见予所著书,谬承奖借。至是,就局中录为巨帙,授郭(按,指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甚为赏识的士人郭桂船,时在广州游幕)献之。予方由越华书院迁邻舍,以备行辕,公过而先下顾,谈极畅。”
在具体禁烟事宜上,梁廷楠因有5年撰写《粤海关志》的经历,对西方国家制度及经济文化背景较林则徐更深广,因而,他认为林则徐雷厉风行的禁烟运动,虽一时奏效,但因种植销售鸦片已成根深蒂固的市场,必然会引起多国的抗争与有鉴于此,他建议在禁烟的同时应积极与各国协商并知照各国,逐渐缓减鸦片生产与销售,这既能缓和剑拔弩张的国际矛盾,又能在道义上立于回旋之地,且釜底抽薪,一举数得,他的建议得到林则徐与邓廷桢的同意,并奏请道光皇帝批准,从这一系列的行动中折射出梁廷楠务实客观的处世风格与稳健成熟的外交运筹技巧。梁廷楠用自己的才智与学问,良心与坚韧,为万牛莫挽的天朝末日中抹上一道血色黄昏。
撰写《夷氛闻记》
道光年间,梁廷楠撰写了五卷本《夷氛闻记》,约11万字。由于他目睹甚至亲自参与了责问、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第一线,因此,《夷氛闻记》所记载的事实准确可靠,用大量事实证明鸦片战争的爆发并非林则徐所措施失当,相反,是英国在长期进行鸦片走私的同时,处心积虑挑起战争。
另外,梁廷楠还撰写《海国四说》、《合省国说》、《兰伦偶说》、《粤道贡国说》。这些书籍都是当时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世界的最早认识并向国内传播的重要著作。《合省围说》和《兰伦偶说》指的是美国和英国的简介。《粤道贡国说》则依据当时粤海关保存的历年中外通商、交涉档案撰成。《耶苏教难入中国说》则取材于当时的基督教宣传书籍。作为一名生活思考在非主流阶层的知识分子,他能以主流人物所未能达到的高度进行思考与探索,确实难能可贵。
尤其难得的是,作为一名正统的知识分子,却在触摸到些许两方文明时,就敏锐地感觉到西方民主立宪议会制度的合理性,如他说: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成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即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
但是,正如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指出的那样,西方的富强和民主在梁廷楠心目中仍是桃花源式的海外奇谈,因此,他在看到魏源的《海国图志》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后,却认为:“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日以夷攻夷,即曰,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他在鸦片战争后提出的对策是:“尊天朝之大体,示列祖之洪慈;约法不外三章,而羁縻因以勿绝;同仁统于一视,而宽猛济其适中。”因此,他虽不像林则徐那样仍沉湎在“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迷梦中,但仍未能走出传统儒家的窠臼。这,也是他的缺陷所在,更代表了当时岭南大多数精英知识分子的心态与状态。
不过,作为一名贡生,他虽曾担任广州越华书院、越秀书院监院和学海堂学长,但毕竟只是民间身份,他一生只以幕僚身份参与众多重大事件的参谋与策划,并未能进入政府决策层,因此,多少限制了他的眼界与高度,但是,从他一生的著述中,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到一位高瞻远瞩、忧国伤民、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一直走在时代前列的岭南知识分子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