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24日 来源：珠江商报 作者：李健明

 

 

　　在人们心目中，顺德自古以来风调雨顺，河汊纵横，人们晴耕雨读，渔歌唱晚。其实并非如此。几百年来，顺德也是从荒山沙田、洪水猛兽、饥谨困顿中不断抗争才逐渐形成后来的岭南壮县，粤中剧邑。因此，当我们翻开发黄的史书并细细阅读那零散简短的记录时，就会觉得顺德能走到今天，确实不易。

 

 

　　今天的顺德，山清水秀，蕉林蔗田。但历史上的顺德不少地方却山林蓊郁，甚至有老虎出没。在《顺德县志》就有6宗老虎伤人记录。

　　明朝天顺八年(1464年)，伦教堡就发生过“老虎伤人”事件。40年后的正德三年(1508年)，地处旧寨一带的“小湾堡”又发生一起“老虎伤人”。60年后的隆庆五年(1571年)，在龙山，更有“老虎伤人，乡人杀老虎于旺(黄)村”的记录。在龙江人朱可贞高中武状元的前一年，即1627年，小湾堡再次出现老虎伤人。一直到清代顺治十四年(1653年)秋冬十月，龙山又再次出现老虎伤人惨剧。顺治十八年(1661年)，大良古鉴村也出现老虎，令村民们惊恐十分。不过，自此以后，便再没老虎记录。

　　笔者仔细分析了老虎伤人的地点与背景。比较集中的地点为小湾堡与龙山。华南虎能选择这些地方栖身，想必当年的旧寨、沙头、大吉和龙山一带是山林茂密，峻岭连绵。不过，到如今，我们确实仍能在这两个地方看到当年痕迹。

　　另外，老虎出现的背景大多为大荒之年或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前后。如明朝隆庆五年顺德大水冲堤。九月，飓风伤稼，岁大饥，迫不得已，饥肠辘辘的老虎才下山寻食。再如明朝天启年间，也是饥荒之年，老虎才在小湾堡行凶，而且这些事件多发生在秋冬时分。据当代动物学家研究，老虎一般不轻易吃人，只有饿得没办法才铤而走险。

　　对于很多人来说，老虎曾出现在顺德简直匪夷所思。但是，若我们走进博物馆，就会发现，梅花鹿和黑熊曾大量出现在汉代的杏坛逢简碧村，鳄鱼曾纵横在唐宋时代的桂洲、勒流一带。这说明在一千多年前，顺德比现在寒冷且森林茂密，唐宋时代，则是沼泽满布的三角洲，明清时代，则森林绵密，但相对温暖。

 

 

　　近二十年，顺德大多风调雨顺。但是，在顺德历史里，却充满大风致灾的记录。如清朝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初五，大风拔木。最厉害的是康熙十六年(1722年)八月二十晚上，大风忽起，暴雨随之而来，“拔木发屋，坏民居无数，三日夜始止”。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二月，陈村潭洲村狂风大雷，风起云涌，“数木尽拔，倒屋千间，压毙三十余人”。

　　很明显，这些都是危害性巨大的台风。另外，偶尔的龙卷风也叫人称奇。还是潭洲村，当时村中有一妇人被风吹起，身上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行空中，三天不绝，在当时传为奇谈。不过，清代大诗人袁枚在任时也遇到过女子从几十里外由龙卷风带到一家农户，被当地人目为妖怪的“奇事”。

　　康熙二十六年(1668年)夏天五月，在杏坛吉祐、古朗、逢简、光华一带，突然飓风冰雹大作，天昏地暗，炸雷四响，人们仓惶间都伏地躲避，到晚上才停息。后来发现，有8人被雷电击毙，拔树破屋多达二十多处，这可算是风雨雷电交杂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由于顺德地处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之间所形成的热带风暴地区，因此，特大风雨在所难免，有历史可查的大风致灾记录共有103年，平均每5年发生一次，给人们的财产与心灵造成极大损失与伤害。

 

 

　　顺德历史上，常有“大水”记录。顺德人多称洪水叫“水大”或“西水大”。因为顺德源头来自西江。

　　《龙山乡志》记载，明朝成化十八年(1482年)三月，“地震，夏水灾，岁饥”。二十一年(1485年)，“五月水灾，冬大饥。”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潦水大至岁饥”。万历元年(1573年)，七月大水。自是岁至八月，潦水大至，浸伤禾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夏，大水。秋八月初一日，飓风，水涨至城下。城外尽淹，陆地可行船，郊野民居倒塌”。

　　最严重的是民间到如今一提起仍不寒而栗的“乙卯年大水”。这是顺德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水灾之一。1915年7月到8月，全顺德大多堤围都崩决。农田、基塘受淹多达60余万亩，“平地水深丈余，浅亦五六尺，灾民栖宿高岗，攀援屋顶树梢，呼救之声惨不堪闻。”

　　另一次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一次大洪水，它将顺德几乎所有堤围都冲毁，受灾农田、基塘多达40余万亩，镇街漫水，水漫胸前，当时地处堤围边的陈村登洲村顿成泽国。如今回首，人们仍余怖萦心。不过解放后，特别是近年来，顺德不断完善水利设施，洪水已不再恣意为害。

　　水灾过后带来的多是饥荒。如成化十八年水灾后，“岁大饥”。康熙五年(1666年)三月大饥，斗米钱三百。政府大多减免租赋。如嘉靖十四年，大水，斗米万钱，百年所无。于是，免租缓灾。再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天灾兼歉收，朝廷豁免田赋钱粮。虽然政府同时也马上发粟开赈，但大灾之年，有时候也造成“死者相枕”的悲惨景象。不过，这种情况在解放后就一去不复返。

 

 

 

　　在近代，顺德虽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但在古代也非如此。相反，在县志上经常看到“岁大饥”的记录。如明朝成化元年(1464年)，“岁大饥”。二年(1465年)，“大饥”。十八年(1482年)，“岁饥”。二十一年(1485年)，“大饥”。弘治六年(1493年)，“大水大饥”。嘉靖十五年(1536年)，“雨雹，秋大饥”。二十六年(1547年)，“春三月淫雨，禾苗冷死，岁大饥”。万历二十四、二十五两年(1596～1597年)连续“大饥”。

　　相反，到了清代，倒没有多少饥荒记录，只有乾隆十四年(1749年)，有“岁饥发赈”的文字。当然，也又不少春旱、米贵、民饥、发赈的记载。不过，我们仍能在诗人黎二樵的诗歌中可以找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广东连续三年大旱，后又连降大雨，禾稻大毁的记录。他的《秋雨叹五首》，其中就有“三年不见十日雨，一雨偏当九秋熟……君不见垄头白骨夜有声，路旁白骨行无肉”的凄惨景象。于是，他顺带写出“谷丝久倍寻常价，父老休谈少壮年”的诗句，折射当时物价飞涨，不堪回首的现实，但具体价格他没点明。

　　饥荒之年便自然出现另一个关键词，那就是米价。因为，在传统农业社会，米价直接全面反映了一个时代与地区的经济综合信息，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稳定与否的指标。

　　据《龙山乡志》记载，明代景泰元年(1450年)，这一年顺德大丰收，一斗米卖二分银子。一斗大约为十二斤。而当时军队士兵一天的工钱是三分银子。也就是一天的工资可以吃好几天米。价格十分便宜。雍正六年，米价平。雍正七年，大丰收，“斗米三十钱”。一钱等于两毛钱，那么一斗就等于六块钱。康熙九年，大丰收，“斗米银五分”。康熙三十三年，洪水决堤，农田被淹，于是，直到三十五年，米价仍高居不落，贵至“一斗百钱”。到次年才逐渐平息。乾隆三十三年，春天大旱，斗米钱二百。三十八年，六月大水，七月始退，于是，米价腾贵，高飚至“斗米钱一百五十”。当时，一斤二两猪肉只需二十文钱。如此换算，可见当时米价之高。

 

 

　　顺德近代以来丝业发达，但市场价格随着需求的变动而不断调整，因此，也严重影响着居民，特别是缫丝女工的生活与人生。民国十八年(1929年)，因为桑叶少出，各地茧栈担心不足茧用，于是争相抢购，另外，农民也估计桑叶将不够用，他们自己也大量存留。于是买家蜂拥到乡间高价收购，每万张桑叶售价高达16元，最低也超过14元。当时l元相当于今天的34元，16元就相当于今天544元，那时上海普通家庭一年的平均收入是800元，相当于今天人民币2．8万元，当地奇货可居的农民莫不喜形于色，因为他们确实狠狠地赚了一笔。

 

 

　　民国十九年(1930年)，顺德因雨量过多，各地桑树虫害严重，导致收成大减，但市场需求却不减，于是价格高涨，每担桑叶高达3元4角左右。不过，好景不长。那年下半年，丝价大跌，不少缫丝工厂倒闭，而长期在工厂劳作的自梳女也纷纷失业，她们逐渐改变当年不嫁郎君的誓言，陆续来到广州等大城市，相亲觅偶，或到大户人家当仆人，也就是后来名噪一时的“妈姐”，以维持生计。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广东桑蚕市场再度大跌，桑价更暴跌不止，第一造每担尚且能卖个1元5角，但到第二造，最好的桑叶也只能卖1元，一般的多卖6角，人们被迫纷纷改行。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爆发，盛极一时的顺德缫丝业也逐渐从式微进入崩溃时期，并从此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