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9日  来源：珠江商报  作者：苏禹

 

 

    清代中叶，顺德碧江出了一位才女李晚芳，她的几部著作引起了历代学者的重视，其中《读史管见》一书，早在150多年前就被传到日本刊行，而且一版再版，名声远播东瀛。安政三年（中国的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日本学者陶所池内为浪华书林群玉堂翻刻的《读史管见》校订并作序，序中盛赞李晚芳审视历史时，灵心准确像一架天平、眼光雪亮如一把火炬，其明晰的论断和超卓的见识，即使把司马迁从九泉下请出来，也会对这位敢于批评《史记》的妇人心服口服。

 

 

不为人知的才女

 

　　小时候曾听家乡的前辈宿儒讲过不少李晚芳的佚事，去年撰写《碧江讲古》时就想把这位奇女子的故事收入书中，但由于一时找不到李晚芳的原著，故未写成。近日在《话说顺德》中读到《不栉进士李晚芳》一文，请教于作者李健明君，答道资料来源于互联网。于是打开电脑上的搜索引擎，果然发现很多引用和论述李晚芳《女学言行纂》和《读史管见》二书的词条，但关于李晚芳的传略，翻来覆去不外是：“顺德李晚芳，乾隆时人，嫁梁远略，生二女一子，著《女学言行录》、《读史管见》”寥寥数语，且不无谬误（如李晚芳最少有梁炜、梁矩两个儿子，《女学言行录》应为《女学言行纂》，李晚芳丈夫梁永登字远略等等）。网上的文章大量引用李晚芳的知识成果而又忽略她的生平，这似乎对近300年前的顺德才女不很公平，尤其在她的故乡，我们更没有理由把李晚芳其人其事忘却。

 

 

 

　　其实，在阮元的《广东通志》和咸丰本《顺德县志》上都有李晚芳的传记，只不过以“李氏姊妹者”为名入载而不易被当今诸多论者翻阅出来罢了。我们以地方志和李氏著作中的序文、跋文为依据，再参考相关史料和家乡相传的故事，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李晚芳的生平：

　　李晚芳（1691~1767），广东顺德人，出身世家大族，是进士李昴英的第18代孙女。李昴英原居番禺沙湾，南宋宝庆二年（1226）探花，官至吏部侍郎，晚年常往来陈村和碧江，被《顺德县续志》列为“寓贤”。李昴英有一支后代定居陈村，那就是李晚芳的娘家。李晚芳的父亲李心月是位儒医，生有两个女儿，长女受聘于碧江苏家，未嫁而终生守节，去世后以“苏门贞妇”受到旌表。这位李大小姐生平博览群书，品格节烈，富于著述而从来不以文墨示人，其著作惟有亲妹妹李晚芳能够全部读到。李晚芳6岁就跟随在碧江寡居的姐姐从学，长大后嫁给碧江的梁永登，婚后，因连年灾荒，梁永登为维持家计放弃了读书仕途，苦于患有脚疾，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也不便跑江湖做生意，就到了清远行医谋生，李晚芳则留在碧江挑起家庭重担。大概梁永登医馆的收入并不丰裕，据李晚芳儿子梁矩回忆，当时母亲依靠乡中纸业作坊发外加工这种特别的就业方式，在家中日夜操劳，竭力支持起这个家。

　　尽管家境贫困，而且中年守寡，但李晚芳仍在事翁姑、育儿女和直接参加劳动之余，坚持研读经史，而且写出很多前无古人的著论。在她的悉心教导下，其子梁炜事业有成，儿女们致富后，上了年纪的李晚芳有了潜心著述的条件，乾隆十六年（1751），其重要的著作《女学言行纂》脱稿，时已60岁。在做学问的同时，李晚芳还鼓励儿女拿出家产接济亲族，在乡中遍行善举。晚年，她把居所命名为绿猗园，自号绿猗老人，被远近称为“女宗”。乾隆三十二年（1767），李晚芳以76岁高龄在家乡去世。

 

著述丰富但从不刻意传播

 

　　已知李晚芳的主要著作有《读史管见》、《释古周礼》、《乡俗居丧辟谬》、《女学言行纂》、《续女戒》》等多种，这些著作皆在她去世以后才由梁矩姐弟刊刻传世。李晚芳在世时，《女学言行纂》已在乡间抄传，各种抄本参差不齐，间有乡亲请李晚芳正误，为此，儿子梁炜曾跪请母亲刊刻此书：“愿母趁正成书，以示雅观，免日久外讹之误”，但李晚芳坚决不答应，她对子女们说：“《女学言行纂》是为你们写的，只要你们粗略明白书中的大意，身体力行，应该效法的即刻去做、应该警诫的切勿沾染，习惯成自然，向上就可以成为贤人君子，其次也不会失为有过错的人，那么，为母写书的心愿就已满足了。”随着家境的富裕，后来儿女们又再请李晚芳刻印著作，李晚芳还是不同意，她语重心长地说：“我当然以《女学言行纂》自勉，也希望书中的内容能向世间推广，令所有女子都遵守妇道而各齐其家。然而，你们应该理解，母亲不过是一个乡下妇人，所掌握的学问能算什么？此书措词肤浅，只适合家中诸女日夕吟咏，你们父亲已去世，我这寡妇的见识更不宜到处张扬；你们的社会地位又低，没有令人信服的声望，况且书中所写的论点，都不过是人伦的大道理。古人先做后说，如果没有达到相当的境地而空谈其事，就是多余的话。我已经努力躬行，仍觉有很多做不到的地方，又怎能自欺？如果就这样出书，人们将按我书上说的来对照我所做到的，就会指责这书尽是些多余的话。写这些书留给你们，实是想子孙后代一步一步遵循古人的成功之道，努力修为，一旦德成名立，我自会借着子孙后代的功名成就而感到荣光！”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也就是李晚芳去世19年后，梁矩因为“不幸妻死再聚，子媳渐多，多挟私心，分别门户”而希望用母亲的书来教育家属和子女，征求姐姐的意见，姐姐认为：“非逆母也，以救衰也！”老师欧功焕也支持梁矩的想法，说：“此乃人伦风化之书也，当梓久矣。”这样，《女学言行纂》等李晚芳的著作才得以陆续付梓印行。

　　姐姐富于学问而从不以文笔示人，妹妹丰富的著作也不愿意公开印行，只允许在家庭之内传播，李晚芳姐妹如此对待凝聚着自己心血的作品，引起了后世很多学者的关注。浙江师范大学的宋清秀就认为，李晚芳不刊刻《女学言行纂》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首先是因为她遵循着传统文化中“闺言不出闾门”的女性规范；其次是因为她担心家庭的声望不够；再次是因为怕遭到士人的非议，这三个原因导致李晚芳不愿意刊刻其书。

 

深得大学者称颂的才女

 

　　在今天的同乡看来，李晚芳生前拒绝刊行自己的著作，决不仅仅是受“闺言不出闾门”等封建女性才德观所制约。此外，李晚芳晚年的家庭环境相当宽裕，当时顺德马岗的刻书业已很繁荣，碧江又有的是纸，深受儿女家人孝敬的长者、四邻乡亲尊重的“女宗”，李晚芳更完全不必为印书的条件操心。笔者认为，这现象恰恰反映了历史上顺德人以低调为美德的传统观念。清代中叶，碧江的文化主流已从宋明以来的耕读仕途转向儒商文化，即使是学富五车的士子，也不再华山一条路地只向着科举功名的独木桥上挤。与李晚芳同年代的同乡学者苏珥（1699~1767），甚至放弃了千古难得的“博学鸿词”科应试资格，对自己毕生著作也是漫不经心，后来苏槐编印苏珥的诗集《安舟遗稿》时说，先大父（苏珥）不慕浮名，平生所为诗文则不留稿，是以罕传于世，又以侨居羊石，传于家者其少……龙廷槐在《苏古侪先生家传》中又说：“（苏珥）所著《宏简辨定》、《笔山堂类书》散失无存，《古侪集抄》亦遗失过半，今所刻诗文集皆族人于朋旧箧中搜罗残笺剩墨，始得若干首。”堂堂须眉学者苏珥先生尚且如此，就别说自命“村落女孩”、后来又“不幸寡居”的李晚芳了。

　　李晚芳如此丰富的著作，内中肯定包含着很多由姐姐传承下来的治学心得，从这层意义上看，李晚芳的书又是两位古代顺德才女共同创造出来的才智结晶。幸得这些书稿在作者去世后仍能在家中保存，并不至于像苏珥的著作那样“散失无存”、“遗失过半”，而且梁矩姐弟终于决定将母亲的遗作付梓。姑不论姐弟二人的出发点是否还带着为母亲争取才名的动机，客观上他们已为抢救顺德的文化遗产立下一大功劳，否则，如此一笔让日本古人赞叹不已，今天仍在史学、教化和才女文化诸研究领域里声誉鹊起的历史文化遗产，恐怕早就消失在那些所谓“不慕浮名”的“传统美德”中啦。

 

 

　　注：宋清秀《清代才女文化的地域性特点》见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笫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