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9月01日  来源：珠江商报  作者：李健明

 

　　

    2004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大型文集《岑仲勉著作集》，这套著作集收入岑仲勉先生各种著作和论文十五种，共1000多万字。国内出版社如此大规模地出版一位历史学家的著作并不多见，岑仲勉先生的学术地位可见一斑。正如出版说明中所介绍的那样：岑仲勉是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在隋唐史、先秦史、古代文献学、中外交通和民族关系、史地考证等方面，均卓有建树，为国内外史学界所推重。但是，这么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却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更鲜有人知道他原来竟是顺德本地人。今天，在新学年开学第一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本栏目推出这位潜心著述，诲人不倦的著名历史学家，其实是让大家对这位有点模糊的历史人物和那段远去的历史有个大略感知的同时，也让我们对个人奋斗与正规教育的关系有个更清晰判断。

 

　　在现代文化史上，陈寅恪以其卓越的史学成就而获致当时和后世的推崇与嘉誉，而后世公认能与他在隋唐历史研究相埒的历史学家却是不为大多数人所知、自学成才的顺德人岑仲勉。

 

            

 

令史学名家刮目相看的业余历史研究者

 

　　岑仲勉，原名汝懋，1885年出生在桂洲里村。桂洲岑姓，近代名人颇多。清末最后一位翰林学士就是里村岑光樾，而他的哥哥岑光镛便是出名举人，而岑仲勉便是他们的同宗后辈。

　　岑仲勉早期就读于两广大学堂、两广游学预备科和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长期以来，他供职于税务财政部门，上班仅为稻粱谋，与历史研究相去千里，但他“工余之暇，博览实科及史学群书”，全力以赴研读经史。早年乡间扎实的儒学训练，十多年孜孜以求的探赜索隐，铢积寸累，使他年近四十便悟通门道，陆陆续续发表一批独具见解、令人耳目一新的史学论著，然而，在学术圈外要进入主流学术界并非一蹴而就，因而他虽“视苏老泉已瞠乎其后”，但仍属业余研究人员。

　　1931年，岑仲勉任教于私立教会学校广州圣心中学。1934年担任上海暨南大学任秘书并兼任文书主任，但他仍在业余时间继续在《圣心》等学术刊物发表历史研究论文如《水经注卷一笺校》、《南海昆仑与昆仑山之最初译名及其附近诸国》等。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专著《佛游天竺记考释》。当时商务印书馆是国内影响最广泛且学术地位崇高的出版社，他的这本专著引起当时任辅仁大学校长、在宗教史和元史等领域研究深湛的历史学家陈垣的高度重视和深思。

　　因为早在1933年，岑仲勉就不断将文章寄给素未谋面的陈垣，并谦称“浅学技痒，辄致喧呶”，而此书一出，更令仅大他五岁的陈垣刮目相看。其实，此前，陈垣也一直不遗余力地向傅斯年、陈寅恪、顾颉刚等人推荐岑仲勉，陈寅恪在1933年12月回陈垣的一封信中就说：岑君文读讫，极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陈寅恪以史学大师的眼光准确判断出尚不为人知的岑仲勉将开启岭南史学新领域，可看出岑仲勉文章在陈寅恪这位“教授中的教授”心中引起的巨大震动。岑仲勉后来在给陈垣信中说：奉十二月二十日惠书，夹陈君寅恪手缄，奖誉备至，惭汗交并。可见他也通过陈垣获知陈寅恪的评论。两位史学名家后来更惺惺相惜，虽学术观点不免相左，但毫不影响彼此友情。

 

五十多岁才进入正规历史研究部门

 

　　后来他在陈垣等人的举荐下不断在《禹贡》、《辅仁学志》等国家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逐渐引起国内学术主流的关注。1937年，在傅斯年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的岑仲勉终于进入当时名家荟萃的南京史语所。此时，岑仲勉已经五十有二，但已知天命的他在更为纯粹的学术生涯心无旁骛，精进奋发，迎来学术生命中最辉煌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此后十一年，他潜心隋唐历史研究，重新考订勘误了《全唐诗》、《全唐文》、《白氏长庆集》等典籍，尤其深入研究《白氏长庆集》，他不仅精心考证各种版本源流，还以穷尽一切相关资料的手法详尽考订与其相关的各种人物的世系、行第、官职等问题，与陈寅恪以历史政治入手考订唐代社会风气的研究方向相互呼应，共同构成完整的白居易研究体系。他在这十一年里还发表了七十多篇分量独具的论文。不仅如此，他还收集了大量年谱碑传，潜心考订《元和姓纂》一书，撰成170多万字的《元和姓纂四校记》这本史学名著。

　　岑仲勉所以在历史研究上能厚积薄发，后来居上，其实与他一直以来广学博研，不偏一经不无关系，他说“记弱冠时朋辈论学，开首便以专哪一经、四史中专哪一史为问，然而刚能独立研究，基础未厚，便即进入专的途径，论求学程序，似乎是躐等的。”

 

与陈寅恪并称康乐园二老

 

　　1948年，岑仲勉南下广州，任教中大，在历史系讲授蒙古史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岑仲勉仍担任历史系教授，主讲隋唐史。当时陈寅恪也在历史系任教，他们并称“康乐园二老”。此时，几十年的学术积累又让岑仲勉再度迎来人生收获的丰硕晚秋。

　　或许受晚清历史研究风气影响，顺德几位历史学家都致力于西北历史地理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从清末的李文田、苏若瑚到现代的暨南大学教授朱杰勤莫不如此，岑仲勉在晚年也拼尽全力，带着积累几十年的见解和心得挺进这个让人望而却步的艰深领域。不过，超过半个世纪的苦心孤诣又让他在这个有点荒芜的历史原野上驰骋自如，他不仅频频推出《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等学术专著，后来更根据长年讲课内容撰写成《隋唐史》一书公开出版，这是全面体现作者在隋唐两代宏观把握的一本独创专著，其中不少研究结果出人意表，但证据平实详尽，让人耳目一新，如他指出唐代牛李党争中的李某并非李徳裕而是李宗闵、陈子昂死因源于他曾撰写《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内文有“青龙癸未，唐历云微”、“大运不齐，贤圣罔象”等语，触犯了当时政治忌讳，终获死罪，所有这些都对长期以来的定论具颠覆意义。解放后，治理黄河成为举国大事，一直对黄河研究独有心得的岑仲勉钩沉梳理，他“把黄河变迁的历史，历代治河措施等，从古至今，予以概括总结，成60多万字的《黄河变迁史》”，为整治黄河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备受尊崇的平民学者

 

　　岑仲勉不仅砥砺学术，更平易近人。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先生曾写道：家住广州市文明路的岑仲勉，一直婉拒学校派车接送，他宁愿挤公共汽车来学校。当时他总是身穿唐装，脚踏布鞋，左上口袋挂个旧式怀表，右下口袋放包“白金龙”牌的卷烟，每次都是提前来到课室，边抽烟边与学生闲聊。上课时谈笑风生，话题顺手拈来，旁征博引，分丝拂缕。他粤语虽重，却一直讲普通话，但又担心听者难明，于是不得不颤手板书，两节课下来黑板写满各种人名、地名、官名。后来他带研究生，更在家中自设小黑板，以备学生提问。因此，在学生们心目中，岑仲勉先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平民学者”。

　　这位“平民学者”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十分清楚，他总是说：“我半路出家。年近四十才专门从事史学研究，在五十二到六十二岁，则是我做学问最努力的时期。”正是在南京史语所十一年稳打稳扎的学术研究，才使他在解放后仍能巨著迭出，一步一步地登上人生学术的巅峰。后世多将他与陈寅恪并称，因陈寅恪“以诗证史”、“诗史互证”，以文化视角入手研究隋唐历史，而岑仲勉则以典籍和墓志铭碑文相互补充，使前代历史研究更趋完善与系统。两位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切入隋唐历史研究，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完整而开阔的研究视野。而没有受过任何正规史学训练的岑仲勉更通过自己毕生的奋斗而成为备受尊崇的历史名家，无疑为我们提出了历史研究以外关于个人成就与自我研修等方面更深沉的思索。